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即使坐在显目的地方,陆蠡也不会怎么样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远不会自动地坐到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开口。如若开口,可能有一半字句在一种木讷的习惯之下失去了应有的尺寸。这对于陆蠡不是损失。我们日常说话,大都是寒暄应酬占去最多的时间,真正的核心在一百句里面也许只是一句,有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字。陆蠡是一个城悫的人,他有一句便只说一句,此外就让情感静静地等待一个机会和你在默契之中交流。他拿真正的友谊给你,只要你有坦白的沉默还他,口齿不给情感方便,有时候情感便会爆炸,仿佛戏剧没有过程,一跳到了高峰,不假辞藻,跟着就是动作。他的率直能够给人不留余地 ① 。应当或者不应当,黑即黑,白即白,二者之间并无灰色存在。也就是这种向上的道德的人性,当我今天读着他的散文,虽说从前出世的时候没有引起应得的尊敬,提高它们的价值,同时也正由于里面的感情厚实,蕴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

但是,初次和他相遇,你会把他当做一家商店伙计。他不仅貌不出众身材瘦小,而且右眼失明,虽说睁在那里,因为没有光,定定的,全部面容为之发暗,走了样,无形之中减低了普通社交场合仪表的感受。拙讷加上形貌的委琐,因而给人的印象,也就越发显得质木。仿佛记忆之中某些破烂的临街的门墙,假如我因此不屑于走进去瞻仰,我会错过里面的画栋雕梁,净几明窗,秀山清水。他嗜好文学,书橱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数理有根基,对于音乐也有偏爱,假如你幸运,可以听他入神地一个人在弹奏钢琴。但是他没有精神上优异因而工作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积习。文化生活社的负责人陆续在抗战期间去了内地,他挑起那想不到的责任的重担,拣书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杂差。好几次他亲自在新年里面给我送版税来,说些抱歉的话,似乎感谢的不应是我而是他。

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似乎没有响声的老实人,我喝了他的喜酒不到两个月,忽然朋友送信给我,文化生活社被抄,没收全部新旧《文学丛刊》,陆蠡在第二天亲自到巡捕房办交涉,大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四月十三日,从那天起他失踪了。多少人躲开,然而这个老实人由于责任观念,自投罗网。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莎士比亚曾经说:

“因为勇敢要看机会。”

他必须为文化生活社争回那一卡车丛书,他去了,他遇到的是囚禁,刑罚和死亡。租界当局出卖了一个纯洁的灵魂,然而站在日敌前面,这个纯洁的灵魂在先象征一个良善的中国百姓,如今成为这老大民族的年轻的抗争的声音。传说日敌问他赞不赞成伪府,他回答不赞成。最后问他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看法,他仍是“一定失败”。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 ② 。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

“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活。”

那原因是太简单了:

“朋友们,困难不在躲避死,而在躲避不正直,因为那比死跑得还要快些。”

他活着的时候,寂寞,孤独,勤苦,没有什么人关切他的存在;死了,他永远被大家记住,因为他曾经和神圣的抗战连成一页。而且,更因为,虽然不幸短命,他给我们留下三本值得珍惜的散文,《海星》,《竹刀》和《囚绿记》,不厚,然而沉重,尤其是后两本,在现代中国散文里面,有些篇耐人一读再读。

什么是散文,鲁迅曾经指出: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

随便,因为变动的心情是体裁的依据;它的美丽就在它说明心情的变动,而破绽的来由正也密集在人性的隐线。司密斯(Alexander Smith)解说散文:

“作为一种文学形体,散文类似抒情诗,因为是由某种中心的心情范畴而成——幻想的,严肃的,或者讥讽的。有了心情,散文从第一句到末一句便围着它长,正如茧之于蚕。散文作家是一个注过册的荒唐鬼,自身即是法律。散文家开头所要的是,一副快耳快眼,一种由寻常事物鉴别无限的暗示的能力,一种孕育的思维的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他没有骄傲”。我们在没有骄傲的时候,首先写散文,用不着计划,用不着引申,用不着野心,一切含在本性,只要镜子澄明,尽管往里照去好了。世界最大的散文作家是蒙田(Montaigne),永远问着自己:“你知道什么?”他的渊博可以吓退百万大军,然而谦虚是他每战必胜的心理基础。

陆蠡正是这样一个“没有骄傲”的人,老实人,到了寂寞的时候,便从过去寻找温暖,或者深一层,如鲁迅所说,用他的文字描绘人生的“破绽”。他不像他的浙东前辈那样恢宏,把丰盈的生命赋与散文的体裁,和三十年的人事潮汐打成一片吼声。读鲁迅的散文,大部分是他所谓的杂文,我们恍如回到读但丁的《神曲》的经验,中世纪和十三世纪活在他的爱憎的热情。逃亡,疲倦,战斗,永远战斗。但丁用诗做战斗的工具,属于中世纪;鲁迅用散文做工具,属于现代: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

陆蠡没有那么重的恨,他的世界不像鲁迅的世界那样大,然而当他以一个渺小的心灵去爱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时候,他的敦厚本身摄来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这就是做一个小人物的好处,如若自身并不发光,由于谦虚和爱,正也可以“凡爱光者都将得光”。

正因口齿的钝拙,感情习于深敛,吐入文字,能够持久不凋,他不放纵他的感情;他蕴藉力量于匀静。丽尼的散文多是个人的哀怨,流畅,如十九世纪初叶,我不敢就说他可以征服我的顽强的心灵。那是一阵大风,我们则是贴地而生的野草。然而陆蠡,这就是谦虚的美德,和风习习,看不见飙急,吹苏了遍野的种籽。他可以离开自己,从大地隐微的生命提示一个崇高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带着温暖,很容易就落在我们的心头。他让我们想起渥兹渥斯(Wordsworth)那首有名的小诗:

“她住在人没有走过的路

靠近鸽子的泉水,

一个没有人夸的姑娘

也很少人来爱:

一棵一半看不见的紫罗兰,

生在长苔的石头旁边!”

《庙宿》里面说的是一位堂姊,“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小时候她抱着作者在野地玩耍,大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个人流落在山岭的破庙,“受她的丈夫的摈弃,受她自己的同胞的兄弟的摈弃”,而且也“受邻里叔伯的摈弃”,最后还要“失去她的爱儿”。这里是凄凉和孤苦,贫穷和忧患,然而发见作者在旅途之中生病,她立即点起灶火,煎了一剂草药给他喝,把她仅有的一包红糖冲进去,还直抱歉说:“糖太少,苦一点。”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篇《嫁衣》,一个富农的少女,带了“一两百人抬的大小箱笼”嫁到陌生人家,里面全是母亲的心血,“母亲在她出嫁后不一年便病殁了。她原没有父亲。丈夫在婚后不久便出外一去不返”,自己不认识字,做了十年挨骂的贤慧媳妇,“她的青春在出嫁时便被褶入一对对的板箱,随着悠长的日子而霉烂了”。我们不妨再看一篇《私塾师》,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从前作者是他的学生,如今这位为衣食而苦苦挣扎的落伍的蒙师要向他说:“现在应该我向你请教了。”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咖啡”,更不认识那些生字如“氢”如“氧”,可怜还得在新式小学厮混。我们的作者,“平素是那么木讷”,忽然苦恼了:“他没有资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权利。”

是的,微小的生命正如伟大的存在,一样应当有权利好好儿活着。我相信任何社会主义都从这里出发。有的看见新,奔了过去,有的厌恶旧,动手就拆。陆蠡的本质近于诗,但是他思维,他在新旧交替之际以他自然科学的爱好搜寻人性的繁复的隐秘。人家从大处着眼,他会和渥兹渥斯一样为了一朵小花流露感情:

“只要落日能够长久,

花葵将有它们的光荣;

只要紫罗兰能够长久,

在故事里面将有一个位置;

这里有一朵花将是我的,

那是小白屈菜。”

陆蠡的那朵小花是他的童年。他带我们去看祖父的白蚁,乡农的仇敌;他让我们去看他养驯了的白鹭,“以鹤的身份被豢养,以鹭的身份被驱逐”;他把母亲久藏的虎爪和虎牙摊给我们看。他指出“生的欢喜”如何需要自由和阳光,因为他曾经囚进一枝常春藤而几乎送了它的终。

唯其隐微,是以亲切。而且他知道寻找散文的效果,假如散文也有所谓效果的话。在《竹刀》里面,他形容山民说故事:

“山民的取喻每嫌不恰巧,故事中拉出枝枝节节来,有如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

真实正好用来说明散文的面貌,和鲁迅的解释并不两样。真就没有结构吗?谁要真心相信这个话,信笔乱涂,谁就上了一个不小的当。《竹刀》本身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作者生在天台西乡,从小亲近的是“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都是他的青梅竹马,于是他在《竹刀》里面描绘故乡的“摩天的高岭终年住宿着白云,深谷中连飞鸟都会惊坠!那是因为在清潭里照见了它自己的影。嶙峋的怪石像巨灵起卧、野桃自生。不然则出山来的涧水何来这落英的一片?”不要以为这是正文;这只是背景,上面的人物慢慢就要出来。他们会到城市来的,但是我们宁可不要他们“出山”,因为一和城市接触,他们的心会受伤,会成为“落英的一片”,那就糟了。不过你放心,他们不会任水漂流,手里捏着一把竹刀,他们有蛮性吓退你的文明。这是强壮。土性在这里特别深厚。

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是从生命里来的罢。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注 释

①  传说四位朋友在书店中打牌,他夜深归来,一言不发,就把牌桌推翻,扫了大家的雅兴。

②  参看《文艺复兴》一卷六期怀玖先生的《忆陆蠡》一文与《大公报》《文艺》及《少年读物》的《陆蠡纪念特辑》。

这里一共是八篇,写作年月最远的,要算朱大枬那篇,将近十六年了,朱大枬属于一种隐晦的才分,有才分而隐晦,不幸而又早夭,每次我在香山他的坟头凭吊,引起无限的感伤。他是四川人。差一年中学毕业,因为程度好,就考入北平的交通大学。我们在中学是同窗好友。那时候正当鲁迅以作家的热情露面,徐志摩才从剑桥回来。我们把他们先后请到中学讲演,自己学着也在写作。

《咀华集》出版之后,正如一切同类不成熟的东西,无声无嗅,霉成覆瓿的纸张。当时仅有欧阳文辅先生其人者,义愤填胸;疾声嘶喊,说印象主义的死鬼到了中国,危险孰甚,跳脚挥拳道:“印象主义是垂毙了的腐败的理论,刘西渭先生则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是腐败理论的宣教师!”经过这次棒喝(实际是抬举),《咀华集》似乎为人注目,而刘西渭先生,默不则声,更成了索隐对象,为别人招惹了些不白之冤。

如若贬做印象主义的“宣教师”便不该夸他“在批评方法上能用‘比较’的说明,能用‘综合’的认识,对作品而不流于支离割裂的弊病,则是很可取法的”。行文措辞,前后必须相符,犹如为人,内外应理一致,否则随手放出,难免被人看做“印象”。所谓“比较”和“综合”,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示,根据了这种观点,布雷地耶痛贬法朗士之群混淆价值与类别。以为一条印象主义的绳索可以缢死刘西渭先生,同时却又用“比较”而“综合”的剪子在前面把绳扣剪开,欧阳先生未免手下留情。

实际欧阳先生所更嫌弃的,倒是第二,《咀华集》缩小了批评的圈子:“共有十七篇文章,被批评的作者是十一二个,这些作家除巴金例外,其余都是不被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刘西渭先生很是赧然,原来他所褒贬的著作,“除巴金例外”,它们的作者全都无名。当然,刘西渭先生颂扬曹禺先生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如今欧阳先生早经入木,曹禺先生却已妇孺皆知,假如其他作者还不曾或者永将不享有曹禺的幸运,刘西渭先生并不因而有所惭愧。他仅仅应当向欧阳先生请教,把“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作家一一开出,俾无遗漏,则批评者均将受益匪浅,不徒小子一人沾光而已。

但是,耻莫大焉。

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与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扭当前的现象。他的主子是一切,并非某党某派,并非若干抽象原则,然而一切影响他的批评。他接受一切,一切渗透心灵,然后扬簸糠粰,汲取精英,提供一己与人类两相参考。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没有是非可以说服他,摧毁他,除非他承认人类的幸福有所赖于改进。

不幸是一个批评者又有他的限制。若干作家,由于伟大,由于隐晦,由于特殊生活,由于地方色彩,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心性不投,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以外,他虽欲执笔论列,每苦无以应命。尤其是同代作家,无名有名,日新月异,批评者生命无多,不是他的快马所能追及,我们还不谈那些左右爱恶的情感成分,时时出而破坏公平的考虑。钟嵘并不因为贬黜陶渊明而减色,他有他的限制:他是自己的限制。又如机缘凑巧,失之交臂,更是常有的事。

他有自由去选择,他有限制去选择。二者相克相长,形成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对象是文学作品,他以文学的尺度去衡量;这里的表现属于人生,他批评的根据也是人生。人生是浩瀚的,变化的,它的表现是无穷的;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经验中迷失,批评者同样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须慎重,创造必须慎重,批评同样必须慎重。对象是作品,作品并非目的。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役,一个批评者亦然:他们全不巴结。

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计较别人的毁誉,他关切的是不言则已,言必有物。

《咀华二集》以上面的理由成书付印。他明白自己如何渺小,他也希望自己能有进步。正如民族在艰苦之中成长,他不以固步自封为荣。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