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

什么是中年?不容易说得清楚,只说我暂时见到的罢。

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

我也是关怀生死颇切的人,直到近年方才渐渐淡漠起来,看看从前的文章,有些觉得已颇渺茫,有隔世之感。莫非就是中年到了的缘故么?仿佛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感谢造化的主宰,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惟有赞叹;赞叹不出,惟有欢喜。

万想不到当年穷思极想之余,认为了解不能解决的“谜”,的“障”,直至身临切近,早已不知不觉的走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今是而昨非呢?昨是而今非呢?二者之间似乎必有一个是非。无奈这个解答,还看你站的地位如何,这岂不是“白搭”。以今视昨则昨非;以昨视今,今也有何是处呢。不信么?我自己确还留得依微的忆念。再不信么?青年人也许会来麻烦您,他听不懂我讲些什么。这就是再好没有的印证了。

再以山作比。上去时兴致蓬勃,惟恐山径虽长不敌脚步之健。事实上呢,好一座大山,且有得走哩。因此凡来游的都快乐地努力地向前走。及走上山顶,四顾空阔,面前蜿蜒着一条下山的路,若论初心,那时应当感到何等的颓唐呢。但是,不。我们起先认为过健的脚力,与山径相形而见绌,兴致呢,于山尖一望之余随烟云而俱远;现在只剩得一个意念,逐渐的迫切起来,这就是想回家。下山的路去得疾啊,可是,对于归人,你得知道,却别有一般滋味的。

试问下山的与上山的偶然擦肩而过,他们之间有何连属?点点头,说几句话,他们之间又有何理解呢?我们大可不必抱此等期望,这原是不容易的事。至于这两种各别的情味,在一人心中是否有融会的俄顷,惭愧我大不知道。依我猜,许是在山顶上徘徊这一刹那罢。这或者也就是所谓中年了,依我猜。

“表独立兮山之上”,可曾留得几许的徘徊呢。真正的中年只是一点,而一般的说法却是一段;所以它的另一解释也就是暮年,至少可以说是倾向于暮年的。

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的确是很俗气,无怪青年人看不上眼。以区区之见,因怕被人说“俗”并不敢言“老”,这也未免雅得可以了。所以倚老卖老果然不好,自己嘴里永远是“年方二八”也未见复妙。甚矣说之难也,愈检点愈闹笑话。

究竟什么是中年,姑置不论,话可又说回来了,当时的问题何以不见了呢?当真会跑吗?未必。找来找去,居然被我找着了:

原来我对于生的趣味渐渐在那边减少了。这自然不是说马上想去死,只是说万一死了也不这么顶要紧而已。泛言之,渐渐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这“不过如此”四个字,我觉得有余味。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男的爱女的,女的爱小的,小的爱糖,这是一种了。吃窝窝头的直想吃大米饭洋白面,而吃饱大米饭洋白面的人偏有时非吃窝窝头不行,这又是一种了。冬天生炉子,夏天扇扇子,春天困斯梦东,秋天惨惨戚戚,这又是一种了。你用机关枪打过来,我便用机关枪还敬,没有,只该先你而乌乎。……这也尽够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新鲜。不新鲜原不是讨厌,所以这种把戏未始不可以看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说非看不可,或者没有得看,就要跳脚拍手,以至于投河觅井。这个,我真觉得不必。一不是幽默,二不是吹,识者鉴之。

看戏法不过如此,同时又感觉疲乏,想回家休息,这又是一要点。老是想回家大约就是没落之兆。(又是它来了,讨厌!)“劳我以生,息我以死”,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死的确是一种强迫的休息,不愧长眠这个雅号。人人都怕死,我也怕,其实仔细一想,果真天从人愿,谁都不死,怎么得了呢?至少争夺机变,是非口舌要多到恒河沙数。这真怎么得了!我总得保留这最后的自由才好。——既然如此说,眼前的夕阳西下,岂不是正好的韶光,绝妙的诗情画意,而又何叹惋之有。

他安排得这么妥当,咱们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乐意多活;咱们不大有得活的时候,他使咱们甘心少活。生于自然里,死于自然里,咱们的生活,咱们的心情,永久是平静的。叫呀跳呀,他果然不怕,赞啊美啊,他也是不懂。“天地不仁”、“大慈大悲……”善哉善哉。

好像有一些宗教的心情了,其实并不是。我的中年之感,是不值一笑的平淡呢。——有得活不妨多活几天,还愿意好好的活着,不幸活不下去,算了。

“这用得你说吗?”

“是,是,就此不说。”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黎明

独语(十三则)

惟天为大,惟人为细。天曰天理,人曰人情。以人思天,理必不纯;复以所思之天转思人,则其情不至。故曰,明于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不求知天,夫是之谓知天。不求知人,夫是之谓知人。求知者不知。两不相知,知矣。不知而知之,则无不知矣。

理者理也。天本无理,其曰理者何也?曰说也。说则竟似有,故曰说也。奈何说?是说也。谁说?曰人说。天说乎?曰不说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说,非天说也。若天也说“天何言哉”,则是谆谆然命之乎之天,非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天矣。春花待描而开,秋叶待拂而落,不到四月而天已病矣。“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理不知所终而腐儒偏欲穷理,如抽刀断水而水更流也,以蠡测海而海有桑也。不言之情所以为情之至者,以情不可言也;不穷乎理而有信焉者,以理之不可终穷也。

苦生于乐,乐受其苦。凡言众苦,必以无常为先,岂非微生尽恋人间之乐。口虽不言,心常思之。若曰不思,盖强颜耳。故苦即是乐,乐即是苦,而苦不是乐,乐不是苦。若苦与乐等,则啼笑何分,若苦而不乐,则啼笑不作。是以不喜不惧,陶渊明之空言,子哭之恸,孔夫子之实事。托之空言,似难而亦易,见诸行事,似易而终难。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何谓也?曰啼笑自然。何谓自然?曰饥而啼,饱则眠耳,梦中笑也。又问“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诚然乎?曰,我则安知,然孟子之言又岂可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子不读《孟子》乎?寻“不失”二字实发前圣所未发,而后圣有所不能易,无所加焉耳。其另一说曰“求其放心而已矣”。其又一说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亦无得只道物归原主,舍亦无失,还是楚弓楚得。天地之大,人无憾也。凡诸经典,尽为譬喻,虽于章句中见,不当于章句中求。其有见者意诚而辞达也,其无见者根尘识之异,圣哲犹无奈也。人能弘道,众生皆自度。非道弘人,佛不度众生。

古代生活是已解释的糟粕,近代生活是未解释的片段。我们对于已往无论如何留恋,总不免有褰裳去之之心,而对于来者,又不知香车系在谁家树也。

最好的话是不必向人说。自己失言,他人失人,皆不必也。

思终无得,不思无失。不想不错,一想就错。想非不想,实已想了,惟其已想,故曰不想。如经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生所住,安得言无,若了无住,当亦无心。今既有心,明已住讫。于一切住,即无住境。若万缘俱忘,独字一念心为是矣,然而非也。此心即住,当急离。此心即障,当急扫。此心即成见,当即破。此心何名,名曰盗心,盗贼之盗非道德之道也。盗亦有道也而其为盗自若。

夫读书明理,所恃者万念,不在于一心。读昔贤书,辄为所误。纵谓万法统于一心,终非以一心废却万念也。观其会通,孔子所谓一贯,胶柱调弦,孟子所谓执一也。孙卿子曰:“不知贯,不知变。”夫贯者何也?串头绳也。串头绳虽只是一根,而其所串之物,则盈千累百而未有既也。若径认此串头绳为铜钱,认贼作舅矣,前哲殆不任其咎也。

况万法甚大而多也,一心甚细而少也,顾欲以一心通彼万法耶?未必然之数也。欲以之欺人,则人家似乎不来管你这闲事。以之自欺,却自家受用不得,怨谁!兹再设一譬,小儿牵大人衣角游玄妙观,无所见也,彼东则我亦东,彼西则随之而西耳,自得也。那人忽然回头,一点不认识,把手一甩,不顾自去。待此身已为亡羊方始恸哭于歧路,不亦晚乎。以一朝之患为终身之忧亦未免太不值得也。

夫求古贤之意,当以通心,不当以形迹求。将心比心,古人之心未必非今人之心,以形迹求形迹,则前人之迹决非后人之迹也。后来居上呢,反正也是瞎说,只我辈今日处境之艰难,却远过于古人,事实不可没也。古代文化隆在还够不上玩具,更无所谓悲哀。如发脚跑路,兽之走圹也。及夫服牛乘马,已稍稍衰矣。渐展为朱轮翠盖,八宝香车,便十足的玩意儿相,可是这玩意儿或者还不很大。驯至今日,飞机一只一只白鸭似的在天上飞,这才是地道的玩意儿呢,方可以说悲哀的。此种悲哀的玩具遂大费吾人之思索。譬如骨牌散摆在桌子本无问题,及小儿过来把他们当作瓦片叠成高厦,便有人替这小儿担心会不会“拍拉塔”。其实拍拉塔之后又怎么样,所以这个担心也只算好事,却正难怪。如江草江花亦本无问题,野火烧之使枯,春风吹之使荣,皆自然也,且非一日矣。及夫好事者创为园林,罗致其间,于是草犹芳草,花更名花,即有致其珍重与缠绵者不为过也,至于叹息而流泪当然更是感伤,我们也怪伊不成么?

万法无常,本来解脱,故欲求解脱,反为冗赘,虽未足相累,亦不必也。历溯前贤,能辞此类者实鲜。如陶公之赴莲社,引疾遽归,可谓善矣,而设为形影问答,以神释之,良亦未免俗累。“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虽非了语,却中人情,至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亦姑作是说耳,未可认为真实也。当知人生斯世,忽喜忽惧,所以遣也,若不喜惧,复何聊生。且事到来不自由,欲求平居暇日所谓不喜不惧之境,将渺乎不可得也。陶公达人,当无不解,而其言尚如此,固知风流所被,贤者不免也。

十一

西山真氏曰,渊明之学自经术中来。今按不喜不惧,即《论语》之不忧不惧也,而分是非于其间,非所谓知邻类者也。请引全文: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谨按“内省不疚”,即自反而缩;“夫何忧何惧”,即“虽千万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径情而致,贤者之素心,而大丈夫固当如是也。自与后人之高谈心性不同。不忧不惧与不喜不惧只换得一个字,而意义大差。忧与惧相邻而为一,喜与惧相反而为两端。否定其一犹恒言也;(如小孩子说,我不怕)并去其二,则成戏论,不这样,又不那样,到底怎末样?后之人疑之。况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马之问,非漫云尔也。果无忧也,君子奈何有终身之忧?果不惧也,何言临事而惧乎?然则此言也,切中司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忧谗畏议之苦耳,非有深义可求,亦非了义所托,与形影神之综论人生者谗别,若相提并论则拟不于伦矣。故知泉明此语并不从经术中来,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无见,未可执一以概其余也。

十二

倾西江水,不及干鳞,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吾生于无水之际为枯,鱼宜也,奈何于有水时复为偃鼠耶。量腹节所受,养生之要也。欲以齐夸父之海量,饮耗子于黄河,岂可得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十三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学仙多忧,浇之以酒,学佛无忧,日食杞菊可也。然无所谓学,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难,则戚戚然忧,思其易,释然喜矣。易者何,为吾辈下士说也。自然之死劳生息焉,而学仙者怃然,学佛者悯之,是岂人情耶,其另有一种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为佳,若一暝不返,何必涅,则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学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气楼台,一经俗人喝破,自非乞援于杜康不可,此吕纯阳所以三醉岳阳楼也。

(原载一九四三年八月《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我想

飘摇摇的又在海中了。仿佛是一只小帆船,载重只五百吨;所以只管风静浪恬,而船身仍不免左右前后的欹着。又睡摇篮呢!我想。

亦不知走了几天,忽然有一晚上,大晚上,说到了。遥见有三两个野蛮妇人在岸上跳着歌着,身上披一块,挂一块的褐色衣裙,来去迅如飞鸟,真真是小鬼头呀。我们船傍码头,她们都倏然不见;这更可证明是鬼子之流了。我想。

在灰白的街灯影里,迎面俄而现一巨宅,阙门中榜五字,字体方正,直行,很像高丽人用的汉文,可惜我记不得了。您最好去问询我那同船的伙伴,他们许会告诉您。我想。

其时船上人哗喧着,真有点儿飘洋过海的神气,明明说“到了”,又都说不出到了哪里。有人说,到了哥仑布。我决不信:第一,哥仑布我到过的,这哪里是呢?是琉球呀!我想。

我走上岸,走进穹形的门,再走遍几重黯淡极的大屋,却不曾碰见一个人。这儿是回廊,那儿是厅堂,都无非破破烂烂的蹩脚模样。最后登一高堂,中设一座,座上并置黄缎金绣的垫子三;当中一个独大,旁边两个很小,小如掌。右侧的已空,不知被谁取去。我把左侧的也拿走了。摆在口袋里吧,这定是琉球王的宫。我想。

来时明明只我一人,去时却挟姑苏同走。他艰难地学步,船倒快开了。到我们走上跳板,跳板已在摇晃中了。终于下了船。船渐渐的又航行于无际的碧浪中。我闲玩那劫夺来的黄锦垫儿,觉得小小的一片,永远捏它不住似的,越捏得紧,便越空虚,比棉花还要松软,比秋烟还要渺茫。我瞿然有警:“不论我把握得如何的坚牢,醒了终久没有着落的,何苦呢!”我想。

“反正是空虚的,就给你顽顽吧”,我就把黄锦垫儿给了姑苏。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四期)

生活的疑问

“我爱生命,我爱快乐舒适的生命!”人们都这样说,我也这样说。谁都愿意好好的活着,这本不消说的。但我却不禁因此引起许多疑问!

大家知道要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呢?说我们喜欢这样。不错!但你喜欢怎样活着呢?这个问题极有意义,历来许多人们偏似乎忘了他,真真是可惜,不幸。譬如我问你:“你愿意杀了你的兄弟姊妹们去活着吗?你愿意抢劫了他们的衣、食、住居,去活着吗?你愿意像娼妓似的把人格换了钱财去活着吗?总一句,你愿意把人生的意义仅仅看作抢夺和买卖吗?”人间有些光呵?恐怕总有愤怒的声音说着“不是”!

我们要快快活活的活着,但更要依着值得活的去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真需要的是有价值的生命,不仅仅是生命,也不仅仅是快快活活的生命。更聪明些说,真真的快乐,没有不在有价值的生活中间的。我们不该把乐利和性能刺激的满足解作同一的意义,这种偏狭误谬的乐利主义(utilitarism),使人生颜色变成卑污无意义,终久引到厌世绝望的路途上去。

但是,我们要寻找有价值的生活,这也是依然泛泛的话。怎样的生活是有价值呢?这个是人生哲学上的大问题,自然不容易冒昧的去回答。我试想这种生活至少必具有下列三种的要素:

一,纯洁(purity)。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反面着想。社会上很多的人都无所事事靠着遗产生活着,他们遗产的来源,大多数是间接或直接掠夺来的;这类生活有纯洁的可能性吗?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受不着好的教育,终身做资本家的牛马,他们有享受纯洁生活的机会吗?穿了花花绿绿的衣裳,肩上扛了枪,发昏似的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怕道这类兽性的生活也能得着纯洁吗?男的女的都心甘情愿把人格变换了洋钱、钞票、支票簿子,这些人也懂得纯洁吗?

除去了这许多分子,社会上能享受纯洁生活的人有多少?不希望等于零,也不见很多于零吧?从严格讲来,没有带着罪恶的人世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说个个人真有犯罪作恶的目的(intent),只是说罪恶的担子,在现今万恶制度底下,没有人不分着肩负的。这些罪恶虽大半是社会性的,但我们希望的纯洁生活已被他们打得烟消雾散了。从前在苏州听见宣讲福音,说人人都有罪恶,都要求主的饶恕,我当然很愤怒,心里想你们何以敢断定人人都有罪恶,这不是糊涂极了?现在想想实在是我的糊涂呵!回头二十年来罪恶怕是少了!只是求谁的饶恕呢?

二,调和(harmony)。我们现在觉得活着很烦闷无聊,除掉反省自己的罪恶之外,就是犯着生活不能调和这个毛病。人生具有许多异样的欲望和性能,个个努力去求他们的出路——有了出路就生出满足。但在现今制度下边,各方面匀匀称称的发展是大多不可能的。人人各为他的地位、环境、职业的规定,把他的活动力压迫到很狭的一条路上去。但生来的素质,倾向,总不能完全消沉下去,总是不息的在背地里反抗外面的压迫,结果便生出种种不幸或者竟至于发狂,自杀。

“齐一就是丑”,这句话真不错。无论什么境遇,处久了没有不厌倦的,厌倦极了没有不很痛苦的。无论什么迷人的——饮食,衣服,男女,等等——永久不变的伺候着你,终久没有不讨厌的。甚而至于读书,服务社会这些很高等的趣味,若只是“呆读”“死做”,也依然丧失了灵性,留给我们许多不快。但这些单调机械的生活是社会制度的自然结果,若不在根本上下手,便没有改良的可能。我们必先达到了共同生活,然后方才脱离现在所身受的痛苦。共同生活这个理想一天虚悬着,我们就一天掉在烦闷的污泥里面。

三,扩大(expansion)。这和上节说的有相联的关系。我们若永久守着狭小的为我主义(egoism),如何可期共同生活的完成,如何能够得到生活上的调和?扩大的真意义就是打开“仅仅有我”的明光,使他知道同时同地的世上,果然有我也还有人。排斥的为我主义者,他不是不为人,是不能设身处地想象我以外还有他人的存在。我在从前做的俳谐诗上说:“见善不为,我则未信;诚未见耳,岂不为也。”杜威教授在他和Tufts合著的《人生哲学》上面,引W.M.James的话:“当我为爱己心驱迫着,去占据我的座位,而妇女们都立着。我真真所喜欢的是这个很舒服的座位。我很原始的喜欢这个,仿佛像母亲爱她小孩似的。” 杜威自己说的更明白:“这个人所看见的,单是这个座位,不是座位和妇女。” 这种盲目性的为我主义,虽是可怜而不可恨,但生活上的意义却因此败坏颠倒。世上那些悲观者很异常的发愁他的运命,际遇,都是因为为着自己太多了的缘故。要晓得生命的保存,继续,生长,都靠错综广大的有机体,不是个人单独奋斗所能成功。助人和自助,利人和自利,这些中间没有清切界限可以划分。只有眼光短浅的人们,才觉着损人有利己的可能啊!

这种很原始的爱己心,在意志上行为上自然有很强烈的冲动力,且更强的智慧去抵消他,去管理指挥他,本是件极难能的事。何况外界的势力都帮助这类盲心性的发展;经济上各种情状,物产制度和家族制度,家庭的和学校的教育权威都在那边拘束限制人们的眼光,生活,萎缩人们的同情心。现今一般人家流行的缺陷,是不明人和我的关系!偏狭的利己心,再进一步是把反来的关系颠倒过来——损人变成利己的历程中间一部,更进一步简直以为损人就是利己了!我们每觉损了人不利己何必如此,这类抱恶意利己心的人却觉得,我虽无益你却损了,即消极的于我有益。这种明白的恶意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由于一种顽强无理的习惯。习惯之成就另有许多要素去决定他,也非全是个人的过失。

总之,这一幕滑稽的悲剧不了结,生活的纯洁、调和、扩大,总是没有希望!这就是说我们总不免做一世的罪人,即不是罪人也必定是终身的囚人了。我们无论如何憎恶,愤怒,跳着,哭着,但事实的铁锁已决定我们的运命了。我所深切感受着的岂仅仅是穷困、失意、愚蠢那类的不幸,是我的脚跟有生以来沾上说不清的罪恶痕迹,到了末世,或者更可怕的到了我的子孙!我不能反省,不能回想我二十年来的罪恶,更不敢推想到将来依然如此。我不存着心去做恶事或者算不得罪恶也可知,但毕世喘气在罪恶的海里,即真是算不得罪恶,你试想着于我有何关系?

“把脑子卖给富人”,罗素先生的话说得老实得很,至于你愿不愿,这又何必问呢?问了你,怕道你能照你所愿意的去活着吗?

结了本题,怎样的活着?我说:我们既离不了现在,能够怎样活着就怎样好了!

原载《晨报》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十八、十九、二十日

诤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了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像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至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见《中建》半月刊三卷五期)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胡,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以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

(原载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