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第一信曾談到,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和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危險。這個問題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以再拿它來和你商量商量。

你還記得葉楚傖先生的演講罷?他說,如今中國在學者祇言學,在工者祇言工,在什麼者祇言什麼,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在國言國的人,而國事之糟,遂無人過問。葉先生在這裡祇主張在學者應言國,卻未明言在國亦必言學。

惲代英先生更進一步說,中國從孔孟二先生以後,讀過二千幾百年的書,講過二千幾百年的道德,仍然無補國事,所以讀書講道德無用,一切青年都必須加入戰線去革命。這是一派的主張。

同時你也許見過前幾年的上海大同大學的章程,裡面有一條大書特書:「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這並不是大同大學的特有論調,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舖裡,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見大家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因為這是可以深憂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頓學風」這又是一派的主張。

葉、惲諸先生們是替某黨宣傳的。你知道我無黨籍,而卻深信中國想達民治必經黨治。所以我如果批評葉、惲二先生,非別有用意,乃責備賢者,他們在青年中眾望所繫,出言不慎,便不免貽害無窮。

比方葉先生的話就有許多語病。國家是人民組合體,在學者能言學,在工者能言工,在什麼者能言什麼,合而言之,就是在國言國。如今中國弊端就在在學者不言學,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拋棄分內事而空談愛國。結果學廢工弛,而國也就不能救好,這是顯然的事實。

惲先生從中國歷史證明讀書無用,也頗令人懷疑。法國革命單是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功勞,而盧梭、伏爾泰沒有影響嗎?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實現。辛亥革命還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

中國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祇管誘勸人──「類我類我」!比方我喜歡談國事,就藐視你讀書;你歡喜讀書,就藐視我談國事。其實單面鑼鼓打不成鬧台戲。要撐起中國場面,也要生旦淨丑角俱全。

我們對於鼓吹青年都拋開書本去談革命的人,固不敢贊同,而對於懸參與愛國運動為厲禁的學校也覺得未免矯枉過正。學校與社會絕緣,教育與生活絕緣,在學理上就說不通。

若談事實,則這一代的青年,這一代的領袖,此時如果毫無準備,想將來理亂不問的書生一旦會變成措置咸宜的社會改造者,也是癡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寧的國家裡,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用不著學生去干預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國,又另有一種說法:民眾未覺醒,輿論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張去監督政府,也並不算越職。總而言之,救國讀書都不可偏廢。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兩句話是青年人最穩妥的座右銘。所謂救國,並非空口談革命所可了事。我們跟著社會運動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力已竭,聲已嘶了。而軍閥淫威既未稍減,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還在擴張。

朋友,空口吶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罷?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說南方人打架,雙方都站在自家門裡摩拳擦掌對罵,你說:「你來,我要打殺你這個雜種!」我說:「我要送你這條狗命見閻王。」結果半拳不揮,一哄而散。住在租界談革命的人不也是這樣空擺威風麼?

五四以來,種種運動祇在外交方面稍生威力。但是你如果把這點威力看得了不得的重要,那你就未免自欺。「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侮」的成分一日不滅絕,你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你應該回頭看看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看看政府是什麼樣的一個政府,看看人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民。向外人爭「臉」固然要緊;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記你自己的家醜!

家醜如何洗得清?我從前想,要改造中國,應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體,近來覺得這種見解不甚精當,國家是一種有機體,全體與部分都息息相關,所以整頓中國,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須得同時並進。

不過從前一般社會運動家大半太重視國家大政,太輕視鄉村服務了。我們此後應該排起隊伍──向民間去。

我記得在香港聽孫中山先生談他當初何以想起革命的故事。他少年時在香港學醫,歡喜在外面散步,他覺得香港街道既那樣整潔,他香山縣的街道就不應該那樣污穢。他回到香山縣,就親自去打掃,後來居然把他們門前的街道打掃乾淨了。

他因而想到一切社會上的污濁,都應該可以如此清理。這才是真正革命家!別人不管,我自己祇能做小事。別人鼓吹普及教育,我祇提起粉筆誠誠懇懇的當一個中小學教員;別人提倡國貨,我祇能穿起土布衣到鄉下去辦一個小工廠;別人喊打倒軍閥,我祇能苦勸我的表兄不為非作歹;別人發電報攻擊賄選,吾儕小人,發電報也沒有人理會,我祇能集合同志出死力和地方紳士奮鬥,不叫買票賣票的事在我自己鄉裡發生。

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我不敢說別人做的不如我做的重要。但是別人如果定要拉我丟開這些末節去談革命,我祇能敬謝不敏(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裡,那位少年虛無黨臨死時所說的話,最使我感動,可惜書不在身旁,不能抄譯給你看,你自己尋去罷)。

總而言之,到民間去!要到民間去,先要把學生架子丟開。我記得初進中學時,有一天穿著短衣出去散步,路上遇見一個老班同學,他立刻就豎起老班的喉嗓子問我:「你的長衫到哪裡去了?」教育尊嚴,哪有學生出門而不穿長衫子?街上人看見學生不穿長衣,還成什麼體統?我那時就逐漸覺得些學生的尊嚴了。有時提起籃子去買菜,也不免羞羞澀澀的,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還沒根本改變。學生自成一種特殊階級,把社會看成待我改造的階級。這種學者的架子早已禦人於千里之外,還談什麼社會運動?你儘管說運動,社會卻不敢高攀,受你的運動。這不是近幾年的情形麼?

老實說,社會已經把你我看成眼中釘了。這並非完全是社會的過錯。現在一般學生,有幾個人配談革命?吞剝捐款聚賭宿娼的是否沒曾充過代表、赴國大會?勾結紳士政客以搗亂學校是否未曾談過教育尊嚴?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潤庚子賠款的,是否沒曾喊過打倒帝國主義?

其實,社會還算是客氣,他們如要是提筆寫學生罪狀,怕沒有材料嗎?你也許說任何團體都有少數敗類,不能讓全體替少數人負過。但是青年人都有過於自覺的幻覺,在你談愛國談革命以前,你總應該默誦幾聲「君子求諸已!」

話又說長了,再見罷!

你的朋友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