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德富苏峰之《中国漫游记》,为民国六年事,中述在北京与梁任公之会晤,情词款洽,若有筋脉之可通者。任公时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苏峰则自谦曰:“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以资望言,任公似犹稍弱,若以才气与实学言,苏峰岂任公之比?苏峰早年文字颇为坚实而发扬民气,叫号爱国,不失为论坛正价之文,然其人实无深学,及其髦也,文流于滑,日日为《双宜庄漫言》刊于报纸,不知所云,对侵华及进攻英美诸问题,所发表之意见皆支离乖谬,而文字沉闷,不足引人,视数十年前之短简警策若出二手。(《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为文屡引其语,动辄曰苏峰生如何如何,颇极向往之诚。)

谓任公为“中国之德富苏峰”固为贬损,谓苏峰为“日本之梁启超”,亦未见其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