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顿将勇力分作两类:一是身体的勇力,一是道德的勇力。

“身体的勇力轻视一切危险,可供一个人在一条道上敢作敢为;而道德的勇力却轻视一切意见,可供一个人在他人中间敢作敢为。前者于军营里似有最多的需要,而后者是在议会里有最多的需要。”

他所举的军营、会议,不过是大概言之。实则以身体的勇力施之于用武之场,道德的勇力做人格的试验。分开看像彼此无关,合起来才真是大勇。所以他又断定:

“但造成一伟大人物两者俱不可缺。”

中国古哲人以“勇”与“智”、“仁”相提并论,并列为三达德之一。而以知耻为勇力的来源,是更进一步认明“勇”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伟大的动力。当然,达德的“勇”即是考尔顿所说的“道德的勇力”,而身体的“勇力”也包括在内。勇健的精神自然发生勇健的行动。凡具“道德的勇力”者绝少有疲懦,畏葸与不知耻的行动。否则无信念,无明确的认识,徒凭一时“暴虎凭河”的身体勇力,缺少精神上的刚健,那能永远保持住自强不息的气魄。考尔顿仅借军营会议的地方表著这两种勇敢,未免拘执。但他不过引此为证,有末语断定,证明他对于真勇的衡量,是与中国古哲人的见解相当。

也正如英文学家约翰孙赞美奋勇者,其担当勇敢由于理性,并非由于机会(by reason, not by chance),同是一句至理名言,无真认识的勇敢,像“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醉人,身体上一时的偾兴,经不起时间与试验的磨折。机会,——这由外面来的魔术,会将他弄得苍黄变色。

单凭机会的烧动,如何能炼出真勇的精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