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末维新运动时代,我们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步一趋,无不以邻邦为借鉴——法制、教育、实业,与一般文化之介绍,群起摹仿,俱无疑念。这由于我们的邻邦既早收变法效果,又因交通利便,观摩较易。平情而论,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力量从黄海那岸移植过来。

但相距不过几十年,而邻人却以现在种种作恐怖的扮演。人事的变迁,时势的酝酿,我们受此灾害固不必说,即邻人的家中也早已万事改观——武力专权,民生憔悴,政法的精神,教育实业的成效,都跌到难自拔的泥沼里去。他们把积蓄的财富,以及努力教养的青年生命,一例轻蔑地暴躁地掷成粉碎,而且对世界中的大国结下怨毒。假令他们的维新人物俱还存在,该怎样地心伤气愤?

梁任公在初到邻邦时,曾有“纪东侠”一篇文字。自然,作者在那时还只着眼于一二人物的行动可为转易风气的动力,——甚至是僧人,医士的侠行也大加赞叹。任公有几句生动的句子,是仰慕这“豪杰之国”的有力文字。

“××自劫盟之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扭,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

像这些富有感情笔锋的刺激话,在我十几岁时,都是一读再读抑不住心中的跃动的。(当然,他们的维新成功不只由于一二侠者。)

现在,他们的国耻固早已荡作云烟,却转送给西邻。难道这样的兴兵动武也是倡导大义?相反的,他们真把“机捩一扭万弩齐鸣”的转圜力量教给邻家了。

“祸福自召”以及招损受益的常理,他们都“等闲视之”了。“邻家”,有远见的识者,在这严重的转变中,回首前尘,应作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