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风》新年号“二十四年爱读书”中有王肯堂的《笔麈》一种,系叶遐庵先生所举,原附有说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虽很有长处,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诞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实通通弄错。王肯堂这一部书,不但见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数医工等等都由实地研究而发生很新颖坚确的论断,且其态度极为忠实。王肯堂生当明末,好与利玛窦等交游,故他的治学方法大有科学家的意味。这是同徐光启李之藻金声等都是应该推为先觉的,所以我亦很欢喜看这部书。”

我从前只知道王肯堂是医生,对于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这回经了遐庵先生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来看。原书有万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图书馆用铅字排印,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还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笔麈》的著者的确博学多识,我就只怕这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医,我虽然略略喜欢涉猎医药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国旧医的医理,我知道一点古希腊的医术情形,这多少与汉医相似,但那个早已蜕化出去,如复育之成为“知了”了。第二是数,历,六壬,奇门,阳宅等,皆所未详。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论清初傅冯二君云:

“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我们上溯王阳明李卓吾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下及蒋子潇俞理初龚定庵,觉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谈佛原来不是坏事,不过正经地去说教理禅机便非外行的读者所能领解,虽然略略点缀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顺触食说东坡的“饮酒但饮湿”,又引耳以声为食说《赤壁赋》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笔记中均是佳作。归根结蒂,《笔麈》里我所觉得有兴趣的实在就只是这一部分,即说名物谈诗文发意见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长之所在,因为在普通随笔中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见解,与一般随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录之机会也。卷四有两则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为文字缚,伸纸濡毫,何异桎梏。得趣者哀愤侘傺皆于文字中销之,而况志满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四月四日灯下独坐,偶阅袁中郎《锦帆集》,其论诗云,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逮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读未终篇,不觉击节曰,快哉论也,此论出而世之称诗者皆当赪面咋舌退矣。”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宏道条下云:

“传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张之,诗文亦然,不容不变也。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蛣蜣之转耶。”这里他很赞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与丘长孺书》中的话。卷十七钟惺条下又云:

“《品外录》录孙武子《行军篇》,甚讶其不伦,后缀欧阳永叔《醉翁亭记》,以为记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眉公弃儒冠二十年,尚脱头巾气不尽。古人弄笔,偶尔兴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岂关仿效。王右军《笔阵图帖》谓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吾以为必非右军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则是死字,岂能造神妙耶。世传右军醉后以退残笔写《兰亭叙》,旦起更写皆不如,故尽废之,独存初本。虽未必实,然的有此理。吁,此可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书佣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学究下初缀对学生也。”此言很简单而得要领,于此可见王君对于文学亦是大有见识。其后又有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不过因为见闻多故而记忆真,盖在今日此已成为《文料触机》中物,有志作时文者无不取用,殆犹从前做策论之骂管仲焉。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我又相信文艺盛衰于世道升降了无关系,所以漠然视之。但就个人的意见来说,则我当然赞成王君的话,觉得一个人应该伸纸濡毫要写就写,不要写就不写,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写圣经耳。

(廿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