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阴历的厂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黄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虽少见,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国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这两卷《日本杂事诗》虽然现在不大流行,在当时却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我在去年的厂甸买得一种,是光绪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黄君新序。今年所得的其一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题曰光绪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韬序则云光绪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版的。又其一是光绪廿四年长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卷,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下致余元眉中翰书(又见《弢园尺牍》卷十二)中有云: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又《杂事诗序》云: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说道:

“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案《杂事诗》于光绪五年孟冬由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然则此王氏本当为第二种板本也。黄君戊戌年跋云:

“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举出来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胡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叙黄君事云: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大洼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几希。”日本人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顶高兴的一件事,大有吾道东矣之叹。王之春《东游日记》卷上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纪与黄公度参赞相见,次日有题《日本杂事诗》后四绝句,其四云:

“自从长庆购鸡林,香爇随园直到今,他日新诗重谱出,应看纸价贵兼金。”即是承上边这首诗而来,正是这种意思,定本却全改了,诗云:

“此诗光绪己卯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继而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又复印行,继而中华印务局日本东西京书肆复争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吕波及甲乙丙等字,衍为注释以分句读者。乙酉之秋余归自美国,家大人方榷税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权臬长沙,见有悬标卖诗者,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据这里所说,梧州刻当是第七种板本,长沙刻为第九种亦即是定本。《丛书举要》卷四十五所载“弢园老民手校刊本”中有重订《日本杂事诗》一本,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岁,不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所以现在看来,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无意中得到,所谓觉得喜欢就是为此。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云:

“有边华山椿椿山得恽氏真本,于是又传没骨法。”《东洋琐记》卷下引用而改之曰:

“有边华山椿家。山椿得恽氏真本,于是传没骨法。”却不知边华山椿椿山原是两人,椿山就姓椿,华山原姓渡边,因仿中国称为边华山,现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把他们团作一个人,虽是难怪,却亦颇可笑。定稿编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记日本杂事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此是黄君的不可及处,岂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欤。

民国廿五年三月三日,于北平。

补记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e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诗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论文字处谓中国将有新字体新字可以发生,末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后自更明了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注仍如旧,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后改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抄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抄袭诗注的。《杂事诗》讲到画法有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云: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好: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则云:

《杂事诗》第一板同文馆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书店购得,书不必佳,只是喜其足备掌故耳。

五月廿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