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珍本丛书出版之前,我接到施蛰存先生的来信,说在主编此书,并以目录见示,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加上了一个赞助的名义,实在却没有尽一点责,就是我的一部《谑庵文饭小品》也并不曾贡献出去。目录中有些书我以为可以缓印的,如《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柳亭诗话》等,因为原书都不大难得,不过我只同施先生说及罢了,书店方面多已编好付印,来不及更改了。但是在别一方面也有好些书很值得重印,特别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书,如三袁,钟谭,陈继儒,张大复,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杮录》我所有的缺少两卷,《焚书》和钟谭集都只是借了来看过,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备检阅之用。句读校对难免多错,但我说备检阅之用,这也只好算了,因为排印本原来不能为典据,五号字密排长行,纸滑墨浮,蹙頞疾视,殊少读书之乐,这不过是石印小册子之流,如查得资料,可以再去翻原书,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总没有伪造本,亦尚可取,《杂事秘辛》虽伪造还可算作杨升庵的文章,若是现今胡乱改窜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这一类的书也许有人不很赞成,以为这都没有什么文艺或思想上的价值,读了无益。这话说得有点儿对,也不算全对。明朝的文艺与思想本来没有多大的发展,思想上只有王学一派,文艺上是小说一路,略有些创造,却都在正统路线以外,所以在学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来毫无足取,正是当然的事。但是假如我们觉得不必一定那么正宗,对于上述二者自当加以相当注意,而这思想与文艺的旁门互相溷合便成为晚明文坛的一种空气,自李卓吾以至金圣叹,以及桐城派所骂的吴越间遗老,虽然面貌不尽相似,走的却是同样路道。那么晚明的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献,不过都是旁门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欢的,却不幸被奉为正统,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样子,我真觉得孔子的朋友殆将绝迹,恐怕非由我们一二知道他的起来纠正不可,或者《论语》衍义之作也是必要的吧。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表,却说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书难得,实在也表示明朝文学的一种特色,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与现今的文学也还不是水米无干者也。

现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大抵只看见两种态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骂。这其实是古已有之的,我们最习见的有《静志居诗话》与《四库书目提要》,朱竹垞的“丛诃攒骂”是有名的了,纪晓岚其实也并未十分胡涂,在节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里可以看出他还是有知识的人。今人学舌已可不必,有些人连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见过也来跟着呐喊,怕这亡国之音会断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总不免可笑,现在得书甚易,一读之后再用自己的智力来批评,这结果一定要好一点了。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了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其原因盖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还只有古文体,革命的理论可以说得很充分,事实上改革不到那里去。我觉得苏东坡也尽有这才情,好些题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论,偶然放手写得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选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过来说,即是公安作品可以与东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学观耳,就是他们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苏也。二,后人受唐宋文章的训练太深,就是新知识阶级也难免以八家为标准,来看公安竟陵就觉得种种不合式。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我觉得公安竟陵的诗都不大好,或者因为我本不懂诗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颇多佳作,说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则是其擅长,袁中郎刘同人的小记均非人所有也。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妄见,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当然,故晚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不易得承认,而其旁门的地位亦终难改正,这件事本无甚关系,兹不过说明其事实如此而已。

吾乡陶筠厂就《隐秀轩集》选录诗文百五十首,为《钟伯敬集钞》,小引中载其咏钟谭的一首七言拗体,首四句云:

“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见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的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丛诃攒骂正无足怪也。”现在的白话文学好像是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根基仍不稳固,随处都与正统派相对立,我们阅公安竟陵的遗迹自不禁更多感触,不当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评语也正是极好的格言,不但是参与其事者所应服膺,即读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几对于凡此同类的运动不至误解耳。

“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后又评伯敬的文章云: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来万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说,这些指责亦当甘受,不过有些太是违反本意的,也就该加以说明。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之流行。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版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