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算自前清光绪乙巳起手,于今已四十年,这里可以分作前后两节来看。前二十年喜欢讲文学,多翻译弱小民族及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兰及俄国为主,但是后来渐渐觉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学,所以这方面的贩买店也关了门了。这以后对于文化与思想问题稍为注意,虽然本来还是从文学转过来的,可是总有些不同,谈文学须是文人,现在只以一个凡人的立场也可以来谈,所以就比较自由得多了。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国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学三十二周年纪念,发刊纪念册,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说于普通的学问以外,有几方面的文化还当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大家谈及西方文明,无论是骂是捧,大抵只凭工业革命以后的欧美一两国的现状以立论,总不免是笼统,为得明了真相起见,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可是这事知与行都不容易,我虽然觉得对于希腊仿佛也有甚么负债,但总还努力不够,不能做出一点功绩来。在过去时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懒与拙,才译出了一册海罗达思的拟曲,又译了亚坡罗陀洛思的神话,注释却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续写,毛估一下总还有十五万字,这也时时想起来,是一件未完的心愿,有如欠着一笔陈年债,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老话,终是非偿还不可的。除了为做注释的参考用以外无甚用处的书籍,如汤卜生的《希腊鸟类名汇》之类,站在书架上,差不多是一种无言的催促,我可是还未能决心来继续写下去。近两年内所写杂文中,只有一篇《希腊之余光》,算是略为点缀,这种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总是诚实的表示,即对于希腊仍是不忘记也。

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胡适之刘半农二君担任小说组,五月间写《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讲演一过,这可以算是起头,以后写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给《国闻周报》写《日本管窥之四》,这才告一结束,尝戏称为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卸招牌,也正是实在的事。我们谈日本文化,多从文学艺术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结论,这固然也是对的,可是他的应用范围也有限制,不能不说是一缺点。文化研究的结论有如一把钥匙,比得不好一点正如夜行人所用的万应钥,能够开一切的锁,这才有用,假如这结论应用在文学艺术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释同一国民的别的行动便不适合,那么这里显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这可以代表贤哲,而不曾包括英雄与无赖在里边,总之是不能解释全部国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觉得自己二十年来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这些深刻的反证,我自不能不完全抛弃以前关于日本文化的意见,声明无所知,此即是《管窥之四》的要点。一面我提出推测的意见,以为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与宗教无缘,所以结果只好干脆断念,我的徒劳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对于本国的事自然更是关心,这与注意别国事情,当作学问去讲者有点不同,所以不会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为难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放弃,虽然目的与倾向的变动或是有的。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学救国,总之相信文学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本,从清末起以至在《民报》及《新青年》上写文章始终是这样,这或者不算怎么错,但是后来也有转变了。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严格的说,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倒坏了,这自然是对的,但这里普通所说的封建并不是指那个,实在只是中国上下存在的专制独裁体制,在理论上是三纲,事实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圣与专横。中国的思想本有为民为君两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为道家儒家所支持,发达得很早,但至秦汉之后君权偏重,后者渐占势力,儒家的不肖子孙热心仕进,竭力为之鼓吹,推波助澜,不但君为臣纲是天经地义,父与夫的权威也同样抬高,本来相对的关系变为绝对,伦理大见歪曲,于是在国与家里历来发生许多不幸的事。一面又因为考试取士,千余年来文人养成了一套油腔滑调,能够胡说乱道,似是而非,却也说的圆到,仿佛很有道理,这便是八股策论的做法,拿来给强权帮忙,吠影吠声的闹上几百年,不但社会人生实受其害,就是书本上也充满了这种乌烟瘴气。至今人心还为所熏染,犹有余毒,未能清除。近代始有李卓吾,黄梨洲,俞理初等人出来,加以纠正,至民国初年《新青年》之后有新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旧礼教稍有所检讨,而反动之力更为盛大,旋即为所压倒,民国成立已三十余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固有的民为贵,为人民子媳妻女说话的思想,绝未见发达,至可惋惜。我平常很觉得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国虽然也曾努力想学好,可是新的影响质与量都微少,混到旧东西里面便有如杯水车薪,看不出来了,假如冷静的考察一下,则三纲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论调,依然如故,只是外边涂了一层应时的新颜色罢了。就是明清以来的陈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来的果报,因考试热中而起的预兆占卜,根据多妻制的贞节观念,在现今新式士大夫中间还是弥漫着,成为他们的意见与趣味的基本,与金圣叹所诃斥的秀才并无两样。照这样情形,大家虽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从何处化起之感,结果还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关心中国前途者宜无不知于惧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但是启蒙纠缪,文字之力亦终有所限,故知与行须当并重,中国现在要紧的有两件事,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只可惜我们此刻也只能写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谈谈而已,于世间不能发生一点影响,所可能者但在自励,勿学士大夫之专工趋避,徒知说话耳。因为是自己的本国,关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常是忧过于惧,虽炳烛著书,未能尽其什一之意,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我们虽生于东方,印度与亚剌伯的文字文化竟无力顾及,但能少少涉猎希腊日本的事情,亦只浅尝而止,昔日所言终未能实践其半,关于中国徒有隐忧,不特力不从心,亦且言不尽意,回顾过去的努力不过如此,其用处又复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唯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后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则其魄力度量须过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辈凡人能否学到几分,殆是大大的疑问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