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集

短篇小说集。郁达夫著。1921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被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收小说3篇：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借对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画，表现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和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南迁》写留日学生伊人在C夫人处疗养时发生的故事，他的苦闷、追求及变态心理。《银灰色的死》写留日学生Y君与酒馆侍者的一段感情纠葛，最后Y君因脑溢血而死于室外。郁达夫的这三篇小说，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体现着他所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文学观，因此有很强的自传性，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内容一般是表现主人公内心的悒郁和苦闷。但是小说集《沉沦》之所以在当时取得那样大的影响，还由于他利用这种“身边小说”写出了他那个时代，突出了“时代病”，具有普遍与广泛的意义。这三篇小说通过主人公变态心理的刻画和爱情与性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青年们的苦闷与彷徨，表现了他们对个性解放的要求，尤其是小说中大胆、坦白的描写，更是表现了对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的背叛。正是因为《沉沦》所表现出来的反抗情绪，“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郭沫若)。《沉沦》一书第一次销售了两万余册，甚至在深夜里，还有人自无锡、苏州专门坐火车到上海来买这本书。

本书收录了郁达夫所著《微雪的早晨》等短片小说26篇。郁达夫的小说中散发着一种天生的的伤感气质，如同他的人一样，但那并不是灰色而颓废的，因为文章的主题都是积极向上、健康明朗的，他的小说多有性描写，在封建的中国引起了很大争议，深受当时青年一代的喜爱，作品多受到中国古代文学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文字唯美，思想大胆暴露，写出了青年一代灵肉遭受的双重压抑。

本书收录了庐隐的作品：《思潮》《前尘》《月下的回忆》《蓬莱风景线》《愁情一缕付征鸿》《雷峰塔下》《夜的奇迹》《春的警钟》《秋声》《生命的光荣》《东京小品》《异国秋思》《夏的歌颂》《我愿秋常驻人间》《星夜》《几句实话》《妇女生活的改善》《劳心者和劳力者》

庐隐的散文集，收其所作散文十三篇，包括《咖啡店》《庙会》《樱花树头》《那个怯弱的女人》《夏的歌颂》《给我的小鸟儿们》《异国秋思》等，其中有十篇是东京小品文，这十篇涉及到日本岛国的各个角落，如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咖啡店》描写“几个为衣食而奋斗的女郎”为招揽顾客而卖弄风情；《庙会》介绍了日本的一些善男信女们的“虔信诚心”；《沐浴》以一种趣味的心里叙述日本人沐浴的习俗。其散文形式自由活泼，富有生活情趣。

庐隐的第2个短篇小说集。1928年由古城书社出版。收入1927年9月以前四、五个月里写的18篇，如《房东》、《风欺雪虐》、《曼丽》、《憔悴梨花》、《一幕》、《时代的牺牲者》、《雷峰塔下》、《寄梅窠旧主人》、《月夜孤舟》、《愁情一缕付征鸿》等。自序中说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作者想走出社会来，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震荡，因此取材较以前宽了一些，感情也蕴蓄深挚了一些。在形式上，不炫奇弄巧，写得流利自然，但词藻过多，结构也有些散漫。茅盾发表在《文学》第3卷第1期的《庐隐论》中说： “《曼丽》集中除了几篇小品而外，大多数表示了作者颇想脱落那《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sentimental的花衫，而企图从新估定人生的价值。于是在《时代的牺牲者》，在《一幕》，在《憔悴梨花》，这几篇里，庐隐把婚姻问题和男女问题不当作单纯的恋爱问题而当作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在《风欺雪虐》和《曼丽》中，庐隐给我们看‘恋爱失败后转入革命的女子’，以及大革命时代一个女子的幻想和失望。在《房东》里，庐隐怀疑了近代的‘都市文明’，感染起‘怀乡病’来。这些，都是《海滨故人》集子里没有的。这些，虽然观察得并不深刻，意识也不大正确，可是这些到底表示了作者颇想从她自己的‘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里走出来。”

庐隐作品精选集，收录了庐隐的作品：读诗偶得，文学与革命，创作的我见，我的创作经验，文学家的使命，小说的小经验，著作家应有的修养，研究文学的方法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绪论，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中国小说史略，云端一白鹤，祝《晨报》第三周的纪念，秋别，寂寞，英雄泪，弱者之呼声，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郭君梦良行状。

庐隐作品精选集，收录了庐隐的作品《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月夜孤舟》《愁情一缕付征鸿》《寄燕北故人》《房东》《秋风秋雨愁煞人》《生命的光荣》《寄梅窠旧主人》《醉后》《雷峰塔下》等。 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辉散霞，紫罗兰的云慢，横铺在西方的天际，他们在松荫下，迈上轻舟，慢摇兰桨，荡向碧玉似的河心去。全船的人都悄默的看远山群灿，轻吐云烟，听舟底的细水潺援，渐渐的四境包溶于模糊的轮廓里，远景地更清幽了。

本书是庐隐与丈夫李唯建二人的六十八封通信集。庐隐说这六十八封书信“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字里行间自能读来满满情意。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这位青年诗人对庐隐的爱犹如潮水般猛烈。这对姐弟恋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云鸥情书集》；爱拯救了庐隐，然而庐隐两次甜蜜的爱都是流星，且第二次爱的代价是因难产子宫破裂，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三十五岁。她的文字使人热泪不止，她的人生使人凄切哀婉。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庐隐对李唯建说：“你是绝顶的聪明人，纵使你沉默，你也是了然。”她对自己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

许地山著。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集作者1922年间的作品四十余篇，均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是作者早年对社会、人生、爱情问题思索的结晶。《万物之母》写一个儿子被乱兵杀死的老妇人发疯的故事，谴责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公理战胜》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罪恶给予无情的嘲笑。《面具》通过人面与纸制面具的比较，讽刺人世间的奸诈虚伪。《蝉》借雨中挣扎的蝉，象征旧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命运。《三迁》通过母亲为逃避恶劣的环境把儿子从城市迁到农村再入山野的故事，提出了严重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愿》和《落花生》表达了埋头实干的平民主义思想。其他的作品，有的表现人生旅途中的疲惫和苦恼，有的描写男女恋情和纯洁的童贞，其中流露出“生本不乐”的佛家思想，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书前的作者《弁言》，介绍自己写作的思想背景。

近代文言笔记集。林纾著。商务印书馆(上海)1913年5月初版，1914年6月再版，为“小本小说”丛书之一。卷首有高凤岐《序》。全书不分卷，共收46篇。内容皆写武艺高强之士，实属短篇武侠小说。然而所写人物品格不同，既有惩恶除强、济困扶危的侠士，也有恃技横行、为害乡里的恶棍。作品尤其突出描写高超技艺。如《侏儒》叙一乞丐力大无穷，能举起神祠前数百斤重的铁香炉，以致名闻遐迩。某日来到果摊贩刘永年摊前，恃技强讨茶吃，不料刘技比其更高，讨了个没趣，而刘永年却因此而声名大振。继而刘永年至神祠前看戏，一侏儒突然以头顶其腹部。刘永年大怒，发功以指去弹侏儒，以为侏儒定会求饶。岂料侏儒竟从容不迫，也以指轻轻按刘胁下。刘永年自知不敌，急忙回家，1月后竟然死去。原来侏儒闻刘之名而以点穴之法试探，竟至送刘之命。此篇连写3人，一技高过一技，以说明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为人不可骄傲，不独形容武技，且富哲理。其写法也如剥笋，层次分明。综观全书，文字简炼，叙事曲折，不失大家手笔。

林微因的散文作品虽然不多，但篇篇来自心灵的深处，散发着悠悠诗意与脉脉情理，流荡着纯真的美质—诗性美。其诗性美在情感方面体现为真诚，细腻;在精神方面体现为智性，坚韧;在语言方面体现为流丽，诗意，画意美。

本书收录了林徽因所著小说《九十九度中》《窘》《钟绿》《吉公》等。《九十九度中》是早期运用现代派手法的名篇。作者选取北京夏季炎热的一天，以挑夫流动的脚步，将貌似互不往来的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生活场景连缀在一起。小说截取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片段，且让这些片段带着生活本身的空间广延性与时间连续性，展示了1930年代中国都市生活的样态，以其相当的整体性具备了现代中篇小说的格局，同时处处体现出悲悯的情感和对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出版后后屡经增补，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也是理解鲁迅小说必读之作，最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资料，真实还原了有血有肉的“人”之鲁迅。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周作人通过对鲁迅笔下人物进行全方位的还原，并用他的亲身经历还原“祥林嫂”“阿长”“闰土”等一众小说角色们的原貌，从鲁迅的朋友圈触碰鲁迅的思想温度。看题目似是一部探讨鲁迅小说艺术的评论集，其实却与《鲁迅的故家》为一路，所着重处仍在“写园及其周围”，“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时地”， 也即“记述而不造作”。书中所讨论的小说限于《呐喊》《彷徨》，加上一部被归类为散文集的《朝花夕拾》，对其中出场的各色人物进行原型索引，背景事迹考证，但绝不落入冬烘的实证派。表面上是索引考证，实则着意点染风俗，介绍有趣的土物方言，又围绕诗与真实的关系等小说艺术问题，偶于一二处略作点评，见解精辟，常能一语道出别人未见之鲁迅小说的佳妙处。

本书载有从1925年3月3日一直到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给陆小曼的65封信。关于围绕在他们两人之间的这段感情争议一直很多，一个是多情才子，一个是著名的交际花，很难想象他们的结合会是怎样的坎坷曲折。但不论他们个人的是非对错，这65封信，字里行间却是说不尽的柔情爱恋。这些信件虽没有徐志摩的诗一般的华章辞采，每一个普通的字眼，每一句普通的问候却都敲打着心房。他所有的字句，带着他的感情，汇集成一条爱的直线，从远方延伸到爱处，从信中延伸到信外，一直让她，也让我们感受到。

本书收录了《吹胰子泡》《童话一则》《小赌婆儿的大话》《香水》《珰女士》等五篇小说。徐志摩的小说华丽而令人神往，遗憾的是他的小说长期被人所遗忘！打开志摩的小说，犹如打开了一坛陈年的琼浆，犹如深山里采撷到一去奇花异草，给你献上一杯美酒，给一捧别样的芬芳。

周作人文集，分民俗风物，生活情趣，文学评论，追怀故人四部分。

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序与后记外，收文三十七篇，计一九三一年二篇，一九三二年一篇，一九三三年九篇，一九三四年一至七月二十五篇。主要是《看云集》之后的作品。“夜读抄”原是一九二八年为《北新》杂志所写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但只发表了两次即中止了，原在此系列中之《游仙窟》后收入《看云集》。后记说：“《夜读抄》一卷，凡本文二十六篇，杂文十一篇，”系就是否“关于一种书”来划分，此处“杂文”含义自不同于从前用法，实际上均系文化批判之作。在周作人的众多作品中，《夜读抄》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从《夜读杪》真正开始，周氏由此建立了自己成熟定型的风格。

本书是周作人的杂文集，收录杂文21篇，包括《苦口甘口》、《梦想之一》、《论小说教育》、《武者先生和我》、《遇狼的故事》等。本书曾于1944年11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书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在写作风格上也秉承了《药堂杂文》的特点。本书中，作者开始对读书进行一种回忆，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因而收录的文章中有不少谈论思想问题的文章。同样，本书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怀念故人，抒发读书之所感的风格。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收周作人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续四十年代以来风格，一类仍作“闲适”之谈，写景，状物，评文，娓娓道来，如《关于竹枝词》《石板路》《东昌坊故事》；一类则继续“正经”探讨思想，追根溯源，掷地有声，如《凡人的信仰》《过去的工作》《两个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写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怀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位旧友，则通过摘抄、注释他们的尺牍，勾陈昔日交往酬和情状，“流水斜阳”之情尽现笔端，为怀人之作辟了一条新路。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艺文丛书”之六。新民印书馆1944年9月初版。收散文23篇。大多为读书志，如《南堂诗钞》、《东来博议》等;也有漫谈，如《谈劝酒》、《谈宴会》、《谈娱乐》、《谈文字狱》等。《关于阿Q》一文，颇具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秉烛谈〉序》、《〈桑下谈〉序》2篇小引。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 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 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