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到民国三十年,用古话来说,就是一世了。这一世的经历真比前些世代都重要而更繁多,教大家都感觉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着。这三十年的政治史,说起来也许会比任何时代都来得复杂。不过政治史只是记载事情发生后的结果,单从这面看是看不透的。我们历来的史家讲政必要连带地讲到风俗,因为风俗是民族的理想与习尚的反映,若不明了这一层,对于政治的进展的观察只能见到皮相。民国一世的政治史,说来虽然教人头痛,但是已经有了好些的著作。在这期间,风俗习尚的变迁好像还没有什么完备的记载,所以在这三十年度开始,我们对于过去二十九年的风尚不妨做一个概略的回观。自然这篇短文不是写风俗史,不过试要把那在政治背后的人民生活与习尚叙述一二而已。

民国的产生是先天不足的。三十年前的人民对于革命的理想与目的多数还在睡梦里,辛亥年(民国前一年,也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年)三月二十九的下午在广州发动的不朽的革命举动,我们当记得,有名字的革命家只牺牲了七十二人!拿全国人民的总数来与这数目一比,简直没法子列出一个好看的算式。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住在离总督衙门后不远的一所房子,满街的人在炸弹声响了不久之后,都嚷着“革命党起事了”!大家争着关铺门,除招牌,甚至什么公馆、寓、第、宅、堂等等红纸门榜也都各自撕下,唯恐来不及。那晚上,大家关起大门,除掉天上的火光与零碎的枪声以外,一点也不见不闻。事平之后,回学堂去,问起来,大家都说没见过革命党,只有两三位住在学堂里的先生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操外省口音,臂缠着白毛巾的青年曾躲在仪器室里。其中有一个人还劝人加入革命党,那位先生没答应他,他就鄙夷地说:“蠢才,有便宜米你都不吃……”他的理想只以为革命成功以后,人人都可以有便宜的粮食了,这种革命思想与古代的造反者所说的口号没有什么分别。自然那时有许多青年也读过民族革命的宣传品,但革命的建国方略始终为一般人所没梦想过,连革命党员中间也有许多是不明白他们正在做着什么事情。不到六个月,武昌起义了。这举动似乎与广州革命不相干,但竟然成功了。人民的思想是毫无预备,只混混沌沌地站在革命的旗帜下,不到几个月,居然建立了中华民国。

说到称谓,在民国初年,无论是谁,男的都称先生,女的都称女士,后来老爷、大人、夫人、太太、小姐等等旧称呼也渐渐随着帝制复活起来。帝制翻不成,封建时代底称呼反与洋封建底称呼互相翻译,在太太们中间,又自分等第,什么“夫人”“太太”都依着丈夫的地位而异其称呼,男方面,什么“先生”,什么“君”,什么“博士”、“硕士”也做成了阶级的分别,这都是封建意识底未被铲除,若长此发展下去,我们就得提防将来也许有“爵爷”、“陛下”等等称呼的流行。个人的名字用外国的如约翰、威灵顿、安妮、莉莉、伊利沙伯之类越来越多,好像没有外国名字就不够文明似的。日常的称如“蜜丝”、“蜜丝打”、“累得死”、“尖头鳗”一类的外国货格外流行,听了有时可以使人犯了脑溢血的病。

讲到衣服的改变,如大礼服,小礼服之类,也许是因为当时当局诸明公都抱“文明先重外表”的见解,没想到我们的纺织工业会因此而吃大亏。我们的布匹的宽度是不宜于裁西装的,结果非要买入人家多量的洋材料不可。单说输入的纽扣一样。若是翻翻民国元年以后海关的黄皮书,就知道那数字在历年的增加是很可怕的了。其他如硬领、领带、小梳子、小镜子等等文明装的零件更可想而知了。女人装束在最初几年没有剧烈的变迁,当时留学东洋回国的女学生很多,因此日本式的髻发、金边小眼镜、小绢伞、手提包,成为女子时髦的装饰。后来女学生的装束被旗袍占了势力,一时长的、短的、宽的、窄的,都以旗袍式为标准,裙子渐渐地没人穿了。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在上海以伴舞及演电影的职业女子掌握了女子时髦装束的威权,但全部是抄袭外国的,毫无本国风度。直到现在,除掉变态的旗袍以外,几乎辨别不出是中国装了。在服装上,我们的男女多半变了被他人装饰的人形衣架,看不出什么民族性来。

衣服直接影响到礼俗,最(显)著的是婚礼。民国初年,男子在功令上必要改装,女子却是仍旧,因此在婚礼上就显出异样来。在福建乡间,我亲见过新郎穿的是戏台上的红生袍,戴的是满镶着小镜子的小生巾,因为依照功令,大礼服与大礼帽全是黑的,穿戴起来,有点丧气。间或有穿戴上的,也得披上红绸,在大高帽上插一金花,甚至在草帽上插花披红,真可谓不伦不类。不久,所谓“文明婚礼”流行了。新娘是由凤冠霞帔改为披头纱和穿民国礼服。头纱在最初有披大红的,后来渐渐由桃红淡红到变为欧式的全白,以至守旧的太婆不愿意,有些说:“看现在的新娘子,未死丈夫先带孝!”这种风气大概最初是由教会及上海的欧美留学生做起,后来渐渐传染各处。现在在各大都市,甚至礼饼之微也是西装了!什么与我们的礼俗不相干的扔破鞋、分婚糕、度蜜月,件件都学到了。还有,新兴的仪仗中间有军乐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胡乱吹打一气。如果新娘是曾在学校毕业的,那就更荣耀了,有时还可以在亲迎的那一天把文凭安置在彩亭里扛着满街游行。

至于丧礼,在这三十年来的变迁却与婚礼不同。从君主政策被推翻了之后,一切的荣典都排不到棺材前,孝子们异想天开,在仪仗里把挽联、祭幛、花圈等等,都给加上去了。讣告在从前是有一定规矩的,身份够不上用家人报丧的就不敢用某宅家人报丧的条子或登广告。但封建思想底遗毒不但还未除净,甚且变本加厉,随便一个小小官吏或稍有积蓄的商人的死丧,也可以自由地设立治丧处,讣告甚至可以印成几厚册,文字比帝制时代实录馆的实录底内容还要多。孝子也给父母送起挽联或祭幛来了。花圈是胡乱地送,不管死者信不信耶稣,有十字架表识的花圈每和陀罗尼经幛放在一起。出殡底仪仗是七乱八糟,讲不上严肃,也显不出哀悼,只可以说是排场热闹而已。穿孝也近乎欧化,除掉乡下人还用旧礼或缠一点白以外,都市人多用黑纱绕臂,有时连什么徽识也没有。三年之丧再也没能维持下去了。

民国成立以后,关于礼俗的改革,最显著的是剪辫,穿西服,用阳历,废叩头等等。剪辫在民国前两三年,广州与香港已渐成为时髦,原因是澳美二洲的华侨和东西留学生回国的很多。他们都是短服(不一定是西装)、剪发、革履,青年学生见了互相仿效,还有当时是军国民主义的教育,学生的制服就是军装。许多人不喜欢把辫子盘过胁下扣在胸前的第一颗钮扣上,都把它剪掉,或只留顶上一排头发,戴军帽时,把辫子盘起来,叫做“半剪”。当时人管没辫子的人们叫做“剪辫仔”或“有辫仔”,稍微客气一点的就叫他们的打扮做“文明装”或“金山文明装”,现在广州与香港的理发师还有些保留着所谓“金山装”的名目的。在民国前三年,我已经是个“剪辫仔”,先父初见我光了头,穿起洋服,结了一条大红领带,虽没生气,却摇着头说,“文明不能专在外表上讲”。

最后讲到教育。这二十九年来因为教育方针屡次地转向,教育经费的屡受政治影响,以致中小学的教育基础极不稳固。自“五四”运动以后,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术的研究比较有点成绩,但中小学教育在大体上说来仍是一团糟。尤其是在都市的那班居心骗钱,借口办学的教育家所办的学校,学科不完备,教师资格的不够,且不用说,最坏的是巴结学生,发卖文凭,及其他种种违反教育原则的行为,那班人公然在国旗或宗教的徽帜底下摧残我青年人的身心。这种罪恶是二十九年来许多办学的人们应该忏悔的。我从民国元年到现在未尝离开粉笔生涯,见中小学教育的江河日下,不禁为中国前途捏了一把冷汗。从前是“士农工商”,一入民国,我们就时常听见“军政商学”,后来在“军”上又加上个“党”。从前是“四民”,现在“学”所居的地位是什么,我就不愿意多嘴了。

广东反正,我们全家搬到福建,寄寓在海澄一个朋友的乡间。那里的人见我们全家的男子,连先父也在内,都没有辫子,都说我们是“革命仔”。乡下人有许多不愿意剪辫,因为依当地风俗,男子若不是当和尚或犯奸就不能把辫子去掉。他们对于革命运动虽然热烈地拥护,但要他们剪掉辫子却有点为难,所以有许多是被人硬剪掉的。有些要在剪掉之后放一串炮仗;有些还要祭过祖先才剪。这不是有所爱于满洲人的装束,前者是杀晦气,后者是本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教训。你如问为什么剃头就不是“毁伤”,他就说从前是奉旨及父母之命而行的。民国元年,南方沿海的都市有些有女革命军的组织,当时剪发的女子也不少,若不因为女革命军的声誉不好和军政当局的压抑,女子们剪发就不必等到民国十六年以后才成为流行的装扮了。当盛行女子剪发的时候,东三省有位某帅,参观学校,见某女教员剪发,便当她是共产党员,把她枪毙了。她也可以说是为服装而牺牲的不幸者。

历法的改变固然有许多好处,但农人的生活却非常不便,弄到都市的节令与乡间的互相脱节。都市的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一个耶稣诞期,洋货店可以卖出很多洋礼物,十分之九是中国人买的,难道国人有十分之九是基督徒么?奴性的盲从,替人家凑热闹,说来很可怜的。

一般嗜好,在这二十九年,也可以说有很大的变更。吃的东西,洋货输进来的越多。从礼品上可以看出芝古力糖店抢了海味铺不少的买卖,洋点心铺夺掉茶食店大宗的生意。冰淇淋与汽水代替了豆腐花和酸梅汤。俄法大菜甚至有替代满汉全席的气概。赌博比三十年前更普遍化,麻雀牌的流行也同鸦片白面红丸等物一样,大有燎原之势,了得么!

此地的篇幅不容我多写,我不再往下说了,本来这篇文字是为祝民国三十年的,我所以把我们二十九年来的不满意处说些少出来,使大家反省一下我们的国民精神到底到了什么国去?这个我又不便往下再问,等大家放下报纸闭眼一想得了。民国算是入了壮年的阶段了。过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纵的程度比民国未产生以前更深,现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话,必得努力祛除从前种种愚昧,改革从前种种的过失,力戒懒惰与依赖,发动自己的能力与思想,要这样,新的国运才能日臻于光明。我们不能时刻希求人家时刻之援助,要记得我们是入了壮年时期,是三十岁了,更要记得援助我们的就可以操纵我们呀!若是一个人活到三十岁还要被人“援助”,他真是一个“不长进”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更健全的国家非得有这样的觉悟与愿望不可。愿大家在这第三十年的开始加倍地努力,这样,未来的种种都是有希望的,是生长的,是有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