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

生乎天地之间,具人之形体,均之为人也,品类差等,何其若是之相辽绝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泽,士之求尧舜孔子之道者日众,而儒宫学馆之间,有父兄之所教,有师友之所讲磨,而考其所向,则有常人之所耻者……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向,尝试相与共评斯语,毋徒为场屋课试之文。试言人之所向相去若是辽绝者何故。己之气质,己之趋向,当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实何如?

齐欲称东帝,邹鲁之臣妾肯死而不肯从之;秦欲称西帝,鲁仲连肯死而不肯从之。夫以齐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于匹夫之一辞。“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于是信矣。

西汉不崇礼义,好言时宜。叔孙通陆贾之徒,号称以儒见用,综其实,殆未有以殊于奇谋秘计之士也。

高祖宽大长者之称,见于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则长安之民所以爱戴之者,亦可谓深且素矣。继之以文景之仁爱,武宣之政令,所以维持之者,亦后世所鲜俪,元成哀平虽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然区区新莽,举汉鼎而移之,若振槁叶,天下慑然莫之敢争。

东都之兴,光武之度,不洪于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于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于元成之间,自是而降,无足讥矣。然绵祀埒于西汉,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后于高光,然终其身不敢去臣位。视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严师,凛然于几席之间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则尊社卓茂以为太傅,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

二三子盍备论夫“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论两汉之得失,以及乎当世之务者,其悉书之毋隐。

有道之世,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皆朝廷之所乐闻而非所禁也。

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传曾子则有孝经子思所传则有中庸,门人所记则有论语,凡此因夫子所以诏教后世,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

圣人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是故网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艰于食;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济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而民得以御暴。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有它过,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辨之力?……孟子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战必克,此其为国之利固亦不细,而孟子顾以为民贼,何也?岂儒者之道,将坐视土地之荒芜,府库之空竭,邻国之侵陵,而不为之计,而徒以仁义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为然耶?不然,则孟子之说亦不可以卤莽观,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为无用,仁义为空言。不深究其实,则无用之讥,空言之诮,殆未可以苟逃也。愿与诸君论之。

观古人之书,泛然而不得其实,则如弗观而已矣。

逢蒙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自非圣人,安能每事尽善?人谁无过?如以其行之有过,事之不善,而遂绝之,则是天下皆无可教之人矣。

《中庸》称隐恶,而《尚书》载其受终巡狩之后,独汲汲于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窜之殛之,无乃与隐恶之意异耶?孔子自言“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为鲁司寇七日,必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而后足以风动乎人,此又何也?

夫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汤德足以及禽兽,而不行于葛伯,必举兵征之。又东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于崇,必再驾而后降。至伐元共,伐密须,伐囗囗,伐昆夷,盖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国用兵争强,攻城取地,而孟子乃游其间,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义而已”,曰“仁者无敌”……其说傥可信乎?愿究其说而悉言之。

夫子讲道洙泗,《论语》所载,问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陈文子令尹子文之所为,皆世所难得,而不许以仁;如子贡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许以仁。岂仁之为道大,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审如是,则所谓罕言者,是圣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语之也。

且以子路子贡冉有皆圣门之高弟,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师表百世。令尹子文陈文子皆列国之贤大夫,非独当时所难得,人品如此,盖亦古今天下之所难得也。然而皆不足以与于仁,则今日之学者,宜皆绝意于仁,不当复有所拟议矣。……故愿与诸生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