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说,老年人喜欢回忆旧事,既然大家多是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可是在我个人说来,却未必真是如此。我回顾过去的六十多年,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节,单举出荦荦大者来说,前清甲申(一八八四)的中法之战,甲午(一八九四)的中日之战,接着是庚子(一九〇〇)的义和团事件,吃了帝国主义者很大的亏。国内的事有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事件,北洋政府的争权,酿成张勋复辟以及一联串的皖直奉直之战,都是在北京一带发动的。这些事件都已过去了,现在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一样都没有碰到,这是很幸运的,我们只有羡慕他们,对于自己不愉快的经验毫无可以留恋的地方。不过从别方面来说,知道一点也并不是全无用处的,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过这些事情的青年们。我于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那洪宪的一幕已经过去,就我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只好从张勋的复辟说起了。

我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的四月来到北京,正是黎元洪当大总统,段祺瑞当国务总理,摩擦得很厉害的时候,各省的督军都同段是一气的,出来说话给他撑腰,由江苏的张勋和安徽的倪嗣冲为头,开了督军团会议,而且这班军阀逐渐由徐州来到天津,末了张勋终于带了他的辫子兵入驻北京了。本来我们坐火车路过徐州,看见车站上拖了辫子扛着枪的兵便觉得恐怖,现在却开到北京来了,就驻扎在天坛里。我那时是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事,有一天特地跑去找校长蔡孑民,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说好坏,只简单明了的回答,只要不复辟,他总是不走的。这话的预兆虽然不大好,但多少总给了我们一点安心。这记得是六月二十六日的事情。

段派李长泰的一师兵逐渐逼近北京,辫子兵并不接战,只向城里退,结果是集中在外城天坛和内城南河沿张勋的住宅附近一带。从六日起城内的人开始往来逃难,怕的不是巷战的波及,实在还是怕辫子兵的抢劫罢了。我们也于七日由会馆搬往东城,日记上记的很简单,略抄录数项如下:

七月一日是星期日,因为是夏天,鲁迅起来得相当的早,预备往琉璃厂去。给我们做事的会馆长班的儿子进来说道,外边都挂了龙旗了。这本来并不是意外的事,但听到了的时候大家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当时日记上没有记得详细,但是有一节云:“晚饮酒大醉,吃醉鱼干,铭伯先生所送也。”这里可以看见烦闷的情形。鲁迅的有些教育界的朋友最初打算走避,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但是三四天里军阀中间发生分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看来复辟消灭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既然没有资力迁移,所以只好在北京坐等了。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二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十一日而了矣。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案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在东裱褙胡同。鲁迅日记第六册同日所记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住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至十四日,遂由新华饭店复搬回会馆来了。

“九日阴,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

“七日晴,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十二时同大哥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新华饭店。”

那一天里枪炮声很是猛烈,足足放了十小时,但很奇怪的是,死伤却是意外的稀少,谣言传闻说都是朝天放的,死的若干人可能都是由于流弹。东安门三座门在未拆除之前,还留下一点战迹,在它的西面有些弹痕,乃是从南河沿的张公馆向着东南打过来的。烧残的张公馆首先毁去,东安门近年也已拆去,于是这复辟一役的遗迹就什么都已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