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不信幸运和否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过度性格胜于事业,静胜于动。一个人能不受祸福的扰动,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道教哲学家淮南子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譬喻,名叫塞翁失马。

塞上翁失马,人皆吊之;叟曰:“此何讵不为福?”数日,马将胡骏马而至,人皆贺之。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父曰:“此何讵不为福?”一年,胡夷大入,丁壮者战死十九,予独以跛故,父子相保。

显而易见,这种哲学,使人能够忍受一些磨折而不烦恼,他相信祸福是相连的,正如古钱必有正反面一样。这种哲学使人得到宁静,不喜忙劳,淡于名利。这种哲学似乎是说:“你以为不要紧,便什么都不要紧了。”成功的欲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有了这个聪明的意念,成功的欲望就不会太热切了。一个人的事业越是成功也越怕失败。不可捉摸的功名报酬及不上隐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来,有识之士在成功时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在失败时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当做绝对真实的事情。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无求于世,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不被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着名,也不可太有用。大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颚都用铁锤把它敲碎了。

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这是这些哲学理论的必然结论。

苦矣!左拉!

据说五十三期“闲话”“大报”的贡献第一是不“党同伐异”。而且据说这是“在中国评论界里开一新例”,自从东吉祥胡同诸“君子”隆世,公平亦同时诞生。依“闲话大家”的意思,大报出现,可以把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党同伐异的)一变为二十世纪的近代人(讲公理的)。然而据我观察,“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不肯为私人做侍卫还远在同代的学者之上。不一定二十世纪留学生这种的气节与德性,便进步得那么快,真要使我们替中国欢欣赞叹不胜啊!

大报的第二点贡献据说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可惜于第二期已把他所谓根据的“学理与事实”的性质完全暴露,什么叫做暴露呢?就是根据女大学生会的一张宣言说:女师大学生二百人有一百八十人改入女大,只剩了二十人在女师大。这么一个片面宣传话,就是常人也要加以怀疑,更不必说是注意“中国舆论是怎么样东西”的闲话家。不想这回却被正人君子奉为典要,认为事实,于是乃“根据”这“事实”却加上他的很多漏洞的批评。原来大报所根据的“事实”亦不过如此,“学理”更不必过问了。未知正人君子果是太忠厚呢,还是故意愿受其欺愚呢?于是“正人”“君子”“学者”“绅士”“学理”“事实”“公评”“公论”“招牌”“架子”的真情便一齐暴露了。

于第五十六期,我们似乎也得了许多新理及开了不少眼界,据说:“中国人无公道,但是英国人却有,法国的学者也有,你只须看法国德雷夫案做为证,反对德雷夫党虽是多数,然而我们所最倾倒几个近代法国文人如zola,anatole france,ronain rolland却都在被人唾弃的二十数人中,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犹太人却费了许多光阴,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去奔走呼号,主持公道的当然只有傻子才肯干,然而法国居然还有不少这样的傻子”。这文真有味道呵!

按上下文看,闲话家是爱管闲事,但是左拉佛兰西等也爱管闲事,而且“批评家”站在少数方面,左拉佛兰西也站在少数方面,所以这个结论,也就有点玄妙。我们于惊愕失措之余,亦颇觉其滑稽。计得以下五比例:(1)德雷夫=孤桐先生,(2)小卒=教育总长,(3)左拉=我(批评家),(4)佛兰西=我(批评家),(5)罗兰=又是我(批评家)。原来使左拉,佛兰西生于今日中国,便应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应为率领老妈的刘百昭宣传。

  苦矣左拉!辱矣佛兰西!原来捧教育总长,可以与替一陷冤狱的无名的犹太青年伸冤相比拟,原来左拉是勤王的,佛兰西是蛋白质章士钊解散北大,又怕张胡子、李胡子解散北大的!原来左拉,倾吐兰西就是住在东吉祥胡同!苦矣!辱矣!左拉!佛兰西!总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已替我们发明“中国评论界的一条新例”,但是我们于欢欣鼓舞拱手相贺之余,仍不免要替左拉佛兰西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