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纪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