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由欧洲归国,已于三日到上海了。“上海四日上午十二时国闻社电”,发表蔡先生关于军阀,政客学者,学生界,共产诸问题的谈话,北京《晨报》除于五日报上大字揭载外,并附有记者按语至十三行之多,末五行云,“今(蔡)初入国,即发表以上之重要谈话,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我虽不能自信为知识阶级,原可不必一定注意,但该谈话既是“诏示国人”,那么我以国人的资格自有默诵一回的义务;既诵矣不能无所思,既思矣不能无所言,遂写成此数十行之小文,发表于小报上以当我个人的按语。

我辟头就得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对于许多东西,如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虽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觉得有点兴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个外行人对于种种问题来讲外行话。如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别的都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我并不想在这里来反对那个主张,只是举一个例,表示我是怎样的喜欢以外行人来说闲话罢了。现在又是别一个例。

蔡先生那番谈话,据我看来,实在是很平常的“老生常谈”,未必是什么潜心和冷眼的结果,但是《晨报》记者却那样的击节叹赏,这个缘由我们不难知道,因为那副题明明标出两行道,“反对政客学者依附军阀,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这两项意见就是极平常的老生常谈,我们不等蔡先生说也是知道的,虽然因电文简略,没有具体的说明蔡先生的意思,不知究竟和我们或《晨报》记者的是否相合。总之这既是老生常谈,我们可以不必多论,我所觉得可以注意的,却是在不见于副题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国闻社电报原文如下,“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

我在这里又当声明,(这真麻烦透了,)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书皮是红是绿,却读过一点克鲁泡特金,但也并没有变成“安那其”。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只有下列这些人除外: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教士呢,中国没有,这不成问题。其实照我想来,凡真正宗教家应该无一不是共产主义者。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无论这是此生的或是当来的生命;净土,天堂,蓬莱,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都只是这样一个共产社会,不过在时间空间上有远近之分罢了。共产主义者正是与他们相似的一个宗教家,只是想在地上建起天国来,比他们略略性急一点。所以我不明白基督教徒会反对共产,因为这是矛盾到令我糊涂。总之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藉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蔡先生的这个声明很可以作这些人的代白。但是主义虽同,讲到手段便有种种说法。蔡先生的主张自有其独特的理由,可以不必管他,但在我却有点别的意见。说也惭愧,我对于阶级争斗的正确的界说还不知道,平常总只是望文生义的看过去,但《互助论》却约略翻过,仿佛还能记得他的大意。倘若我那望文生义的解说没有多大错误,那么这与互助似乎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只是阶级争斗的一种方法。克鲁泡特金自己也承认互助是天演之一因子,并不是唯一的因子,他想证明人生并不专靠生存竞争,也靠互助,其实互助也是生存竞争,平和时是互相扶助,危险时即是协同对敌了。主张互助的以为虎狼不互相食,所以人类也就不可互斗。动物以同类为界,因为同类大抵是同利害的,(争食争偶时算作例外,)但是人的同类不尽是同利害的,所以互助的范围也就缩小,由同类同族而转到同阶级去了。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总之,由我外行人说来,这阶级争斗总是争斗定的了,除非是有一方面是耳口王的聖人,或是那边“财产奉还”,(如日本主张皇室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或是这边愿意舍身给他们吃。这自然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看来。那么究竟还只是阶级争斗。至于详细的斗法我因为是外行不大知道,但互助总也是其中方法之一。蔡先生是现在中国举世宗仰的人,我不该批评他,但我自信并非与国民党扰乱到底的某系,而是属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说几句话当无“挑剔风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胆地把这篇外行而老实的按语发表了。

十五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