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常君于四月二十八日被执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义,当然没有什么悔恨,但是在与他有点戚谊乡谊世谊的人总不免感到一种哀痛,特别是关于他的遗族的困穷,如有些报纸上所述,就是不相识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异者,李君据说是要共什么的首领,而其身后萧条乃若此,与毕庶澄马文龙之拥有数十百万者有月鳖之殊,此岂非两间之奇事与哑谜欤?

同处死刑之二十人中还有张挹兰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个月,曾来见我过一次,又写一封信来过,叫我为《妇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师大的纪念会去演说,现在想起来真是抱歉,因为忙一点的缘故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办到。她是国民党职员还是共产党员,她有没有该死的罪,这些问题现在可以不谈,但这总是真的,她是已被绞决了,抛弃了她的老母。张君还有两个兄弟,可以侍奉老母,这似乎可以不必多虑,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地说一句老实话,)在世之日有限,这个悲痛也不会久担受,况且从洪杨以来老人经过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国是什么事都会有的,或者她已有练就的坚忍的精神足以接受这种苦难了罢?

附记

王君自杀的缘因报上也不明了,只说是什么对于时局的悲观。有人说因为恐怕党军,又说因有朋友们劝他剪辫;这都未必确罢,党军何至于要害他,剪辫更不必以生死争。我想,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不知道怎么一来,王君以一了无关系之“征君”资格而忽然做了遗老,随后还就了“废帝”的师傅之职,一面在学问上也钻到“朴学家”的壳里去,全然抛弃了哲学文学去治经史,这在《静庵文集》与《观堂集林》上可以看出变化来。(譬如《文集》中有论《红楼梦》一文,便可以见他对于软文学之了解,虽在研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论文更为成熟。)在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见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决不会自己愿留这一支辫发的,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之一途了。一般糊涂卑鄙的遗老,大言辛亥“盗起湖北”,及“不忍见国门”云云,而仍出入京津,且进故宫叩见鹿“司令”为太监说情,此辈全无心肝,始能恬然过其耗子蝗虫之生活,绝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慎,贸然从之,终以身殉,亦可悲矣。语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学者其以此为鉴:治学术艺文者须一依自己的本性,坚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见而改其趋向,终成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趋于毁灭,是为至要也。

昨夜友人来谈,说起一月前《大公报》上载吴稚晖致汪精卫函,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说什么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本来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应哀矜勿喜,决不能当作嘲弄的资料,何况事实并不尽然,据友人所知道,在其友处见一马某所寄遗书,文字均甚安详,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

报载王静庵君投昆明湖死了。一个人愿意不愿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们不能加以什么褒贬,虽然我们觉得王君这死在中国幼稚的学术界上是一件极可惜的事。

我记起两本小说来,一篇是安特来夫的《七个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罗古勃的《老屋》。但是虽然记起却并不赶紧拿来看,因为我没有这勇气,有一本书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我听了友人的话不禁有所感触。整一个月以前,有敬仔君从河北寄一封信来,和我讨论吴公问题,我写了一张回信,本想发表,后来听说他们已随总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把上半篇抄在这里:

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平常的,里边如有相识的人,也自然觉得可悲,但这正如死在战场一样,实在无可怨恨,因为不能杀敌则为敌所杀是世上的通则,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的那却是别一回事了。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

七月五日,于北京。

写此文毕,见本日《顺天时报》,称王君为保皇党,云“今夏虑清帝之安危,不堪烦闷,遂自投昆明湖,诚与屈平后先辉映”,读之始而肉麻,继而“发竖”。甚矣日本人之荒谬绝伦也!日本保皇党为欲保持其万世一系故,苦心于中国复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遗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辫之故而引为同志,称其忠荩,亦正是这个用心。虽然,我与王君只见过二三面,我所说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于事实与否,所不敢信,须待深知王君者之论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说,则我自认错误,此文即拉杂摧烧之可也。民国十六年六月四日,旧端阳,于北京。

“我们平常不通世故,轻信众生,及见真形,遂感幻灭,愤恚失望,继以诃责,其实亦大可笑,无非自表其见识之幼稚而已。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谓马肿背,’痛哉斯言。愚前见《甲寅》《现代》,以为此辈绅士不应如是,辄‘动感情’,加以抨击,后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辈之怪讶为不见世面也。今于吴老先生亦复如此,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

我很同情于友人的愤激的话,(但他并不是西什么,替他声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里的冷静的意见,但我总觉得中国这种传统的刻薄卑劣根性是要不得的,特别尤其在这个革命时代。我最佩服克鲁巴金(?)所说的俄国女革命党的态度,她和几个同志怀了炸弹去暗杀俄皇,后来别人的弹先发,亚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却仍怀了炸弹跑去救助这垂死的伤人,因为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受苦的同类了。(她自己当然被捕,与同志均处死刑了。)但是,这岂是中国人所能懂的么?

十六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