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一直从前本来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斲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唯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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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芳贺矢一(Y.Haga)著的《国民性十论》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术,日本的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能详细绍介,不过表明对于这荣光的礼赞罢了。中国的古艺术与民间艺术,我们也该用纯真的态度,加以研究,只是现在没有担任的人,又还不是时候,大抵古学兴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后,因为这时才能觉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与恩惠,虚心鉴赏,与借此做门面说国粹的不同。日本近来颇有这种自觉的研究,但中国却不能如此,须先求自觉,还以革新运动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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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白造成许多所谓游荡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我们论事都凭个“我”,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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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的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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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那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先生说及日本浪人的恶态,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很有影响,同时又妄自尊大,以好汉自居,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那种谬误思想,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不禁叹息,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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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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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日出的国,花的国。”他于短歌俳句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增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吃辨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辨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辨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的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啰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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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对于日本平时没有具体的研究,这不过临时想到的杂感,算不得“觇国”的批评。我们于日本的短处加之指摘,但他的优美的特长也不能不承认,对于他的将来的进步尤有希望。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现在两位师傅——中国与德国——本身,都已倒了,上谕家训的“文治派”,与黑铁赤血的“武力派”,在现今时代都已没有立脚的地位了,日本在这时期,怎样做呢?还是仍然拿着两处废址的残材,支拄旧屋?还是别寻第三个师傅,去学改筑呢?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这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