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文的因缘说起来很有点儿离奇。我曾经在大学里讲过几年国文,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弄国文的,不能担当这种工作。在书房里我只读完了四书五经则才读了一半,这就是说《诗》与《易》,此外都只一小部分。进了水师学堂之后,每礼拜有一天的汉文功课,照例做一篇管仲论之类的文章,老师只给加些圈点,并未教示什么义法与规矩。民国前六年往日本,这以后就专心想介绍翻译外国文学,虽然成绩不能很好,除了长篇小说三部,中篇二部,即《炭画》与《黄蔷薇》之外,只有两册《域外小说集》刊行于世。民国元年在本省教育司做了半年卧病的视学,后来改而教书,自二年至六年这中间足足五十个月,当了省立第五中学的英文教员,至其年四月这才离开绍兴,来到北京。当时蔡孑民先生接办北京大学,由家兄写信来叫我,说是有希腊罗马文学史及古英文等几门功课,可以分给我担任,于是跑来一看,反正那时节火车二等单趟不过三四十元,出门不是什么难事。及至与蔡先生见面,说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这本来是事实,还是教点预科的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虽然经钱玄同沈尹默诸位朋友竭力劝挽,我也总是不答应,从马神庙回寓的路上就想定再玩两三日,还是回绍兴去。可是第二天早半天蔡先生到会馆来,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刚在洪宪倒坏之后,中交票不兑现,只作五六折使用,却也不好推辞,便即留下,在北京过初次的夏天。这其间不幸发了一次很严重的疹子,接着又遇见那滑稽而丑恶的复辟,这增进了我好些见识,所以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秋间北大开学,我加聘为文科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两课各三小时,一面翻译些外国小说,送给《新青年》发表,又在《晨报副刊》上写点小文章,这样仿佛是我的工作上了轨道,至文学研究会成立,沈雁冰郑西谛接办《小说月报》,文学运动亦已开始了。恰巧友人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叔平隅卿等在办理孔德学校,拉我参加,尹默托我代改高小国文作文本,我也答应了,现今想起来是我与国文发生关系之始,其后又与尹默玄同分担任初中四年国文教课,则已在民国十二三年顷矣。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被这新字所误,贸贸然应允了,岂知这还是国文,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呢,还是运命,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那时教师只是我一个人,助教是许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讲师,便是俞平伯。我的功课是两小时,地山帮教两小时,即是我的国语文学这一门的一部分。我自己担任的国语文学大概也是两小时吧,我不知道这应当怎样教法,要单讲现时白话文,随后拉过去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传》相连接,虽是容易,却没有多大意思,或者不如再追上去,到古文里去看也好。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其时冰心女士还在这班里上课,废名则刚进北大预科,徐志摩更是尚未出现,这些人的文章后来也都曾选过,不过那是在民国十七八年的时候。这之后加进一点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至于资料,又渐由积聚而归删汰,除重要的几个人以外,有些文章都不收入,又集中于明代,起于李卓吾,以李笠翁为殿,这一回再三斟酌,共留存了十人,文章长短七十余篇,重复看了一遍,看出其中可以分作两路,一是叙景兼事的纪游文,一是说理的序文,大抵关于思想文学问题的,此本出于偶然,但是我想到最初所选用的胡俞二君的大文,也正是这两条路的代表作,我觉得这偶然便大有意味,说是非偶然亦可也。还有一层,明季的新文学发动于李卓吾,其思想的分子很是重要,容肇祖君在《李卓吾评传》中也曾说及。民初的新文学运动正是一样,他与礼教问题是密切有关的,形式上是文字文体的改革,但假如将其中的思想部分搁下不提,那么这运动便成了出了气的烧酒,只剩下新文艺腔,以供各派新八股之采用而已。明末这些散文,我们这里称之曰近代散文,虽然已是三百年前,其思想精神却是新的,这就是李卓吾的一点非圣无法气之留遗,说得简单一点,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这也就是现代精神,现代新文学如无此精神也是不能生长的。古今不同的地方有这一点,李卓吾打破固有的虚妄,却是走进佛教里去,被道学家称为异端,现今则以中国固有的疾虚妄的精神为主,站在儒家的立场来清算一切谬误,接受科学知识做帮助,这既非教旨,亦无国属,故能有利无弊。我本来不是弄国文的人,现在却来谈论国文,又似乎很有意见,说的津津有味,岂不怪哉。我自己还是相信没有教国文的能力,但我是中国人,对于汉文自不能一点不懂不会,至少与别的事物相比总得要多知道一点,而且究竟讲过十年以上,虽然不知说的对与不对,总之于不知为不知之外问我所知,则国文终不得不拿来搪塞说是其一矣。近代散文的资料至今存在,闲中取阅,重为订定,人数篇数具如上述。国文教员乐得摆脱,破书断简落在打鼓担里有何可惜,但凡有所主张亦即有其责任,我今对于此事更有说明,非重视什么主张,实只是表明自己的责任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