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国六年四月到北大来的,如今已是前后十四年了。本月十六日是北大三二周年纪念,承同学们不弃叫我写文章,我回想过去十三年的事情,对于今后的北大不禁有几句话想说,虽然这原是老生常谈,自然都是陈旧的话。

有人说北大的光荣,也有人说北大并没有什么光荣,这些暂且不管,总之我觉得北大是有独特的价值的。这是什么呢,我一时也说不很清楚,只可以说他走着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我觉得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地方,这假如不能说是他唯一的正路,我也可以让步说是重要的一条支路。

蔡孓民先生曾说,己‘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那么读书总也是一半的事情吧?北大对于救国事业做到怎样,这个我们且不谈,但只就读书来讲,他的趋向总可以说是不错的。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画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希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加添德法文,只承认诗赋策论是国文学的时代讲授词曲,一我还记得有上海的大报曾经痛骂过北大,固为是讲元曲的缘故,可是后来各大学都有这一课了,骂的人也就不再骂,大约是渐渐看惯了吧。最近在好些停顿之后朝鲜豪古满洲语都开了班,这在我也觉得是一件重大事件,中国的学术界很有点儿广田自荒的现象,尤其是东洋历史语言一方面荒得可以,北大的职务在去种熟田之外还得在荒地上来下一锸,来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干一下,这在北大旧有的计画上是适合的,在现时的情形上更是必要,我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

我重复地说,北大该走他自己的路,去做人家所不做的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北大的学风宁可迂阔一点,不要太漂亮,太聪明。过去一二年来北平教育界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多得很,我有点不好列举,总之是政客式的反覆的打倒拥护之类,侥幸北大还没有做,将来自然也希望没有,不过这只是消极的一面,此外还有积极的工作,要奋勇前去开辟荒地,着手于独特的研究,这个以前北大做了一点点了,以后仍须继续努力。我并不怀抱着什么北大优越主义,我只觉得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不当去模仿别人,学别的大学的样子罢了。

我平常觉得中国的学人对于几方面的文化应该相当地注意,自然更应该有人去特别地研究。这是希腊,印度,亚刺伯与日本。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恬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印度因佛教的缘故与中国关系密切,不待烦言,亚刺伯的文艺学术自有成就,古来即和中国接触,又固国民内有一部分回族的关系,他的文化已经不能算是外国的东西,更不容把他闲却了。日本有小希腊之称,他的特色确有些与希腊相似,其与中国文化上之关系更仿佛罗马,很能把先进国的文化拿去保存或同化而光大之,所以中国治“国学”的人可以去从日本得到不少的资料与参考。从文学史上来看,日本从奈良到德川时代这千二百余年受的是中国影响,处处可以看出痕迹,明治维新以后,与中国近来的新文学相同,受了西洋的影响比较起来步骤几乎一致,不过日本这回成为先进,中国老是追着,有时还有意无意地模拟贩卖,这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对照与反省。以上这些说明当然说得不很得要领,我只表明我的一种私见与奢望,觉得这些方面值得注意,希望中国学术界慢慢地来着手,这自然是大学研究院的职务,现在在北大言北大,我就不能不把这希望放在北大--国立北京大学及研究院--的身上了。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那么救国也是一半的事情吧。这两个一半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是主,或者革命是重要一点亦未可知?我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所以便加上题目叫作《北大的支路》云。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平。

(1930年12月作,选自《苦竹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