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