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1日)

本市英文《字林西报》在十八日的社论中,曾经一口断定法公董局法律顾问杜格氏的被暗杀,是“重庆政府的同情者”所为,我们曾因此种不问证据的武断论调而大为惊愕。可是在次日日文《大陆新报》里,对于此案却另有不同的解释,据其推测:“从重庆方面对于亲日份子不断地实施暗杀事件看来,在法国战败后的特戈尔派,可能地会延展他的活动;更由于英美双方极力的支持,特戈尔派的活动,以‘自由法兰西’的口号,组织反日德意轴心的行动,是有可能性的,而且他的发展,会连系到重庆方面抗日反汪的工作”。(以上据《新中国报》译文)。上述文字语意的暧昧与不连贯,是日本式逻辑的一贯特色,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与杜洛暗杀案有关者,有“重庆方面”,有“特戈尔派”,也有“英美两方”。《字林西报》是有它“独特的立场”的,似乎它的“不偏袒非中立”的论断,至少在日方心目中尚有为其他方面推卸责任的嫌疑。

日方故意宣传特戈尔派的在沪活动,令我们联想到他们在西贡方面借以压迫越南当局的同一口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用心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