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为有如醉汉的狂呓与疯人的胡闯，到处寻找着可以放火的事物。”--希特勒辱骂邱吉尔的词句，使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话用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也许更觉适合。
希特勒声称不仅为德国之生存而战，且为将全世界自民治国阴谋下解救而战。从“生存空间”的要求，进而为全世界的解救，倒使我们想起日本由“敦睦邦交”进而为建立“东亚新秩序”，又进而为建立“大亚洲新秩序”，更进而为建立“大亚洲兼大洋洲新秩序”的狂语。
希氏责邱吉尔有意使战事延及巴尔干，并谓德国作战不在对付希腊；但我们所知道的，希腊曾经表示即使不得英国援助，亦必力抗侵略，英国不顾军员调度的困难，甘愿作战略上并非必要的牺牲，以协助希腊作战，只是为了保持国家的荣誉与克尽对友人的义务。这一点自经邱吉尔率直解释以后，早已为英国人民所充分谅解，希氏虽有意鼓励英国人民对其本国政府的不满，但他的目标显然是落空了。
希氏不曾明白指斥美国，但他说“德国从未加以侵害之某国民治主义煽动家，倘企图扼毙德国，则唯一之答案将为德国人民决不再睹一九一八年之往事”。民治国家对于此语的反答，将为：“吾人作战之目的，仅在解除独裁野心家对于人类自由生存之威胁，根据过去之痛苦经验，吾人决不再铸一九一八年之错误，但吾人必将使独裁野心家重蹈其前辈之覆辙，使德国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则为无可置疑之事”。
在提及南斯拉夫的“失策”时，希氏对土耳其大加称道，以为“南斯拉夫成为英国阴谋下的牺牲者”，但土耳其则始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心”。博得此公的赞许，是不能不准备献纳若干代价的，我们深为土耳其危惧，因为希氏显然在恫吓着土耳其效法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的驯服，而不要像南斯拉夫一样倔强。
有一个国家他不曾提起，也因此使我们格外注意，而不能不发出疑问：柏林与莫斯科间有无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