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而下，祭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朱子说宋郊天帝，其数有十。汉时，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别祀太乙，郊台阶级两边足踏过处，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颂德焉。其祀典无稽，坛所创置，又草草乃尔。金帛骈肩，将以谁为。此则我祖宗礼制，真万世之所当遵也。
郊坛天地之祀，国初定制一如周礼。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风雨不时，天多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览群议，独断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旧坛，覆以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而行礼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十四坛。二十一年，又增脩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东西相向，为日、月、星、辰四坛壝。又于内壝之外，以次为坛二十，亦东西相向，为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诸坛。每岁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献二十四坛。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并配。
大学士丘濬云：“《虞书》肆类于上帝。所谓‘类’者，纪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类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则地在其中。犹《中庸》所谓，郊社之礼不及后土，注谓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说，始见《周礼·大司乐》，虽曰必顺阴阳，因高下而各从其类以求之，庶得其神来享，然皇天与后土对。六经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并祭，盖即父母同牢之义。而昔之议者，乃以为渎。一年之间，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岂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礼与时，今不经见，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盖成周以建子月为正岁，岁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盖一代之制，后世因之可也，义起亦可也。类于上帝，经有明言。祀典之载于《纐》莫先于《舜典》，舍周从虞，抑何不可？《虞书》之谓‘类’者，安知非当时所称之祭名哉？分祭之说，他经典不载，惟《大司乐》篇有之。《周礼》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两处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时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于《大司乐》见之。夫大宗伯职掌邦礼，礼莫重于祭祀，莫大于天地。宗伯吉礼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岂非所行之礼则一，而用以礼神之器则两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无有所谓祀后土服，岂非合祭天地，其神则两，而主祭则一人乎？《周礼》，先儒尝谓其书非尽出周公，《司乐》之言于乐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于论乐既如此，礼又可深信耶？《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苏轼《非郊议》援此为证，朱子不然之。朱谓此诗只说昊天不说地，设使合祭，亦须说及后土。考之经典，祭天曰‘郊’，而祭地无其名。《虞书》之‘类’，《周礼》之‘社祀’，皆未尝及后土，岂独此诗哉？”
春按祭法，古人有举其一而该二者，举重以见轻。言郊祀天，则地在其中。言社则稷在其中。《周书·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马融注谓，言社则稷在其中是也。《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州长祭祀州社；《礼记》择元日，命民社；《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是皆言社则稷在其中也。社、稷而并言者，不可胜数，是郊祀天地类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则社稷而不同坛壝也，可乎？苏轼氏曰：“舜之受禅，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独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终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则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辩矣。《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帝。又云，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谓之帝。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义起之也。东汉正月上丁祠南郊。郊祀，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并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为郊，议配享之礼，石琚奏宜从古礼。世宗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我圣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坛，而加屋焉，则是泰坛、明堂为一制也。列圣相承，皆以太祖、太宗并配，是郊祀、宗祀为一体也。其亦以义起之者欤。
洪武八年十一日，诏翰林院议郊祀祭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奏曰：“礼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而举之屏于侧。注云，屦贱空则不敢陈于尊者之侧。长者在堂，则脱于阶下。长者在室，则屦上堂而不著入室。汉魏以后，朝祭则跣袜，惟萧何剑屦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太庙中，凡有屦行者，应皆跣袜。唐礼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贺，上公一人诣西阶，脱舄解剑，升御坐前跪贺，降至西阶，佩剑纳舄。其燕会，群臣应升殿者，礼同宋。《开宝通礼》：太庙晨探馈食，并祫，皇帝至东阶下，解剑脱舄。仁宗时，正旦朝贺，中书令、门下侍郎脱剑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时，宋敏求议朝仪，太尉、中书令、门下侍郎解剑脱舄，以次升贺讫，降阶佩剑纳舄。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及设执事官脱舄之次于坛门外西侧。祭日，大驾临坛，入幕次脱舄升坛。其升坛执事、导驾、赞礼、读祝，并分献陪祭官，皆脱舄于外，以次升坛供事。协律郎、乐舞生，依前跣袜就位。祭毕，降坛纳舄。从之。
洪武初，太岁、风、云、雷、雨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诸神，俱合祀于城南。诸神享祀之所，未有坛专祀。太祖谓非敬神之道，命礼官考古制以闻。礼官奏：太岁者，十二辰之神。按《说文》，“岁”字从步，从戊。木星一岁行一次，应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为阳，自干至亥为阴，所谓太岁十二辰也。阴阳家说，又有十二月将、十二日时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类，名不经见，唐宋不载祀典，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直于太史院。若风师雨师之祀，则见于周官，秦汉隋唐亦皆有祭。天宝中，增雷师于雨师之次，因升风雨雷师为中祀。宋元因之。其岳、镇、海、渎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岳。东岳曰泰山，四岳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岳曰华山，北岳曰恒山，犹未言五岳。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始有五岳之称。盖以嵩山为中岳也。《周官·小宗伯》：兆望于四郊。郑玄谓四望为五岳、四镇、四渎。四渎者，江、河、淮、济。四镇者，东曰沂山、西曰吴山、南曰会稽、北曰医巫闾。《诗序》曰：巡守而祀四渎河海，则又有东西南北四海之祭。盖天子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而岳镇海渎在诸侯封内，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罢封建，岳渎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于天子无预。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合，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岳、渎始有使者持节之礼，而海始入祀。魏晋以来，岳、海、渎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为四镇之祀。又以冀州霍山为中镇，于是有五镇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县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岳、镇、海、渎，分东西南北中为五道。
其山川之祀，《虞书》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周颂》曰：“怀柔百神。”《周礼·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视伯子男。”刘向谓，山川能生物，出云雨，施润泽，品类以百数，故视伯子男。其在诸侯封内，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晋祭恶池，齐祭配林，是已。秦时通领于祠官，由汉唐以及宋元，又有其余，纷纷狸沈，不独岳渎也。
城隍之祀，莫详其始。先儒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唐李阳冰缙云《城隍记》谓，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张说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黄州城隍文，则不独吴越为然。又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又不独唐而已。宋以来，其祀遍天下。或赐额庙，或颁封爵，或迁就傅会，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如镇江、庆元、宁国、太平、华亭、芜湖等郡邑，皆以为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以为灌婴是也。张说《祭荆州城隍文》曰：“致和、产物、助天、育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
今国家开创之初，尝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专祀，又屋而不坛，非礼所宜。唐制以立春后壬日，祭风师于城东。立夏后申日，祭雨雷于城东南。以今观之，天地生物，动之以风，润之以雨，发之以雷，阴阳之机，本一气使然。而各以时别祭，甚失享祭本意。至于海岳之神，其气亦流通畅达，何有限隔，今宜以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及山川、城隍诸地祗，合为一坛，春秋专祀。上于是遂建山川坛于天地坛之西，正殿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并钟山之神，东西庑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将，及都城隍之神。以惊蛰、秋分日，祀太岁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渎诸神。元年、二年，皆出上亲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惊蛰后三日，秋用秋分后三日。至日清晨，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严陛御座，以待祭毕。献官回奏，解严还宫。七年，以孟春郊祀。时诸臣已预祭坛内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后择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诸神，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祭。今京师山川坛，建于永乐中。位置陈设一准南京旧制，惟正殿钟山右，添祀天寿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礼官议而与焉者，盖二都主山，且陵园托焉故也。
国初肇祀太岁，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之神名目，谓非经见，唐宋不载祀典，惟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值于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春按《礼·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也。载诸祀典，孰谓非经见耶？
今世宗时，议郊祀。或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言，今京师既定于燕，则恒山不当为北岳，而医巫闾之为镇，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议，拟改易。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尝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能守法矣。虽然，亦在其上听否何如尔。不听，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国初异坛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诣太社，及配位坛前，献毕，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礼。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议，于社稷上创屋，以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奏，礼，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从之。后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祭祀。十年，又用礼部议，改建于午门外之右，共为一坛，合祭焉。坛上层上方五丈，二层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先时，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社坛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树以木，后世易用石。盖唐以来始然。然周礼有军社主车。郑玄注谓，军社之主，以石为之，则亦非无所本也。至是，埋石主于社稷坛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就方色饰之。临祭，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罢勾龙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三十二年后，更奉太祖配神。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从《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从《召诰》戊土之气也。因土气以祭土神，于义为是。戊又天田星也。《礼·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传》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传》蔡墨曰，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汉《郊祀志》载，汉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载，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语》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与等也。国朝享祀先农，躬藉田之礼，自洪武八年始，盖于是祀后稷也。
宗庙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汉蔡邕《独断》，所言如此。盖古制也。今太庙，主藏于寝，而岁时于庙，止设衣冠以祀。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西汉诸帝，高帝以下，各立庙。元帝时，用匡衡等议，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已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汉犹近古，所谓三昭、三穆之为亲庙者，制已不备。东汉光武再受命，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毋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承，藏主于世祖庙，皆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庙。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庙非有功德者，不称祖宗庙，称宗者，与祖皆百世不毁。后世共为一庙，庙不必有德者，皆称宗。而曰宗者，亦在亲尽而毁之列。此其失，自东汉始。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庙时享之礼。学士陶安等奏：“按礼，古者禴祀、蒸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庙，惟春为然。自汉而下，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合四庙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余三时合祭。有司请制太庙祭器。上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御，皆如事生之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礼部，太常寺、翰林院议，以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从出，可得而推，故礼可行。自汉、唐以来，世系无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当时所论，不过袷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袷，非也。宋神宗尝曰：‘者，所以审始祖之所出。’是则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礼不可行也。今国家既已追尊四庙，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则于祭之礼，似难遽行。上是其议。春按，昔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祫，谓之大祭，祭以夏，祫祭以冬。聂从义谓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庙，而行祫，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祫，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未备也。周显德中，亦尝用其议矣。然不足为圣朝告也。
太庙，国初配享，亲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国初盖失记。南昌王妃王氏，附葬凤阳皇陵，而配享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五典，以为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于葬长孙皇后时。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于高宗初葬之日。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于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神，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上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
洪武元年，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上以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寿星五种，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里于民，神实司之均其禀性。予统临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兴以来，损伤者众，神其体天之命，多产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恶云云，同前。神其顺天之令，赏善罚恶，使下民知所劝戒。司氏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意兆之数，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与。司禄曰：天生五谷，以养下人，惟人之禄，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谷丰登，生人咸遂。寿星曰：天有赏罚，神实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寿，凶暴者必减其算。故上帝任之，历代之所崇祀。惟神鉴察，以体上天之命。盖寿星旧曾有祀，余四司肇祀于此，寻废。按周礼，太宗伯以ㄡ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郑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轩辕角。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秋后亥日，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则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尝无祭也。
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县，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称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县称州若县同。祀风云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为山川，某府州县，曰某府若某州县境内山川之神；其右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县城隍之神；若岳镇海渎，国初定拟，应祭去处，所在官司，又于仲月上旬，择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诏礼臣考定王国应祭封内诸神，而谕之曰：“王国有岳镇海渎，即以岳为正，次海，次镇，次风云雷雨之神。”于是，礼部为图以进，遂颁行之。东海则燕、齐皆祭。东岳、东镇，齐、鲁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晋祭北海。此又古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义也。
南轩张先生曰：今州县祭社，当筑一大坛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为不经；塑为人像，又配之以夫妇，亵渎甚矣。以是观之，宋祭社稷，尝有屋矣。若设坛为主，以祭，以报，以祈，我朝得礼之正，无逾焉。
范文甫尝问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谒庙。伊川曰：“正如社稷先圣，又如古先贤哲谒之。”又问城隍如何？曰：“城隍不与，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张南轩治桂林，毁淫祠。诸生日从游雅歌堂后，见土地祠依城隈，令毁之，曰：“此祠不经，况自有城隍在”。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陆游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仪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诏定岳镇海渎，俱依山水本称。城隍神，亦皆改题本主，曰某处城隍之神。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详，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礼，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门曰户，人之所出；曰中溜，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养。故杜佑曰：‘天子、诸侯，必立五祀，所以报德也。’今拟依《周官》五祀，止于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上用其议。岁暮享太庙时，五祀并列庙西庑下，东向，太常寺官行礼。自永乐以来，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户用孟春。宫内祭灶，孟夏。光禄寺祭中溜，季夏，土旺后戊日。奉天门外文楼前西向祭门，孟秋。午门前祭井，孟冬。宫内祭，皆内官行礼。
《祭法》：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吕伯恭云：诸儒论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礼，以灶代行。门，设酒馔于门内左枢之前。灶，设酒馔于灶前。遣子弟一人行礼。国初，礼部尚书崔亮议五祀，谓群臣则四品以上，祀中溜、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门、灶二神。当时，并著为令。今官宦家，无复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子谓门人，记圣人祭祀之诚意，而又引圣人之言以明之。所谓“如不祭”者，圣人盖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义补》言：当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摄行其事。所摄之人，必须气类相通，职掌所系，然后可以使之。内祭当用亲属，外祭当用礼官。不然，恐无感格之理。因举洪武十四年，圣祖更定府州县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职长官行礼，守御武臣不与之事。请朝廷遇有遣官摄祭，亦准此制，而以礼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与，则摄位’之仪，其言有见。今太庙、太社，皆国家大祀，制当亲祭，或不免遣官。太庙，遣驸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太社，不遣礼官，而例遣公侯驸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议武臣不与祭祀。礼部言：官有职掌，礼贵诚一，古之刑官，尚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与祭，但不专奠献，而陪祭，固未尝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坛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丧等项有禁。大祀地，内臣避之，以其人经刑，形体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内臣行事。国家每有兴作，俱命内官监内臣致祭，不知刀锯之余，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与祭；而亲经刑者主祭焉，岂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庙祀，汉、晋及隋，或号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称。至唐玄宗，始谥为文宣王；而至圣之号，加于宋真宗；大成之号，增于元成宗。国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议尊孔子以帝号者。言者所见不一。或谓，宋真宗未加谥前，尝诏礼臣定议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岂无可易者哉？孔子大圣，有位无位非所损益。而道则配乎天地，功则贤于尧舜。后世尊崇，惟知其为万世帝王之师，何与于周，异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门，至今人心不能无笔诛之忿。或乃又谓，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也，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当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诚非有差级。然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为王，迄今然也。圣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则在当时，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谓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至尊极徽之号，非在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而尊崇之典，则不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圣人弗受。“大成”之云，采于孟子，非无本。出于元制即当弃。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获大行于圣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征于孔子。国朝孔庙享祀，循旧乐，用六佾。宪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谟言，益而为八。百代之下，谁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尝以此议言之于朝，梅福勉其君所谓不灭之名者也。
儒先从祀孔庙，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故于太学祀之。卜子夏自圣门高第，此不假论。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经之功，非后世可拟。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辑篇章、训诂文义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盖当时之所取者，在是。故汉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书儒家有公孙尼子者，《汉志》以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为孔子弟子。《史记》云：《乐记》，公孙尼子次撰。李善《文选注》载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曰：《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也。公孙尼子，盖不啻公、比，而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人，其言可补六艺之文，非有功于圣经者邪？唐宋后来，封爵俱不及者，失之于不详考耳。公孙尼子见于信史诸书，灼灼如此。《乐记》、《缁衣》之出其手无疑，于此复疑，将以谁信哉。戴圣之徒，其相去也远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诸传录训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则，公孙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时已失议，而今骤举之殆非所宜。春闻有其举之莫敢废之语矣，未闻缺典之不可举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从祀。英宗皇帝朝，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之祀旋举焉。祖宗于汉、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则悬公孙尼子之封祀，行于今日，阐幽发潜，以诏天下后世，岂非□圣朝一盛事哉。
杨雄，宋元丰间，从祀孔子庙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杨砥言：庙庭诸贤，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贼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贤，顾不与焉，殊为乖舛。上纳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顺间，已曾以仲舒从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仪同释奠。十九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加之非号，为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扬，而授丹书仲山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闻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及后承平日久，天下军卫子弟，多习儒业。延至边徼，亦或设学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师，勋戚之胄袭爵，及被选尚主者，亦学于国子监。至于各卫幼官，与子弟未袭职者，资多可教。于是，正统初，两京并建武学，因复武成之庙。官设教授、训导，品秩、俸廪如京府儒学之制。奏定条格，储养训习，以备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许应试。天顺间，乃复试武举。成化、弘治以来，间一举行。然但取骑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举，三年一次，于辰戌、丑未年，文举毕日，开科入试。钦命试官，进呈为录，揭榜于兵部，锡宴于中府。礼仪始隆，法制始备。呜呼！饰武为文则既盛矣。
节祠，张南轩谓黩而不敬。朱子答南轩书云：今之俗节，古所无有。故古人虽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为重，至于是日，必具淆羞，相宴乐，而其节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复以其物享之，虽非礼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当专用此，而废四时之祭耳。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义亦必有处矣。愚意时祭之外，各因乡俗之旧，以其所尚之时，所用之物，奉以大盘，陈于庙中，而以告朔之礼奠焉。则庶合乎隆杀之节，而尽乎委曲之情，可行于久远。至于元日履端之祭礼，亦无文。今亦只用此例，时祭用分至，则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烦渎，改用卜日之制，尤见听命于神，不敢自专之意。
俗节之祭，非古礼。然汉唐以来，士庶不能废。朱子谓韩魏公处得好，谓之节祠，杀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门人记：朔旦家庙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类，皆名俗节。大祭时，每位用四味，请出木主，俗节小祭，只就家庙，止二味。朔旦及俗节，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奄所谓依韩公而行之者，大略其此类欤。南轩张敬夫废俗节之祭，晦庵问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陈淳问行时祭，则俗节如何？曰：“某家且两存之。”问莫简于时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亲之心也。他日淳问先生，除夜有祭否？曰“无祭”。春惟今人家岁除，必宗族咸来宴会，或当房妻子上寿为乐，其邻里亲识，亦预有馈献之仪，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乌能自安乎？淳尝记先生依婺源旧俗，岁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礼。次日，召诸生焉。又记先生以岁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间从来如此。则晦庵于岁除无祭，除夜岂得独不饮酒，不为乐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国朝太庙，岁除行祫祀礼。今士庶家，固不应无除夜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