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人在西山无法支持下去,迁入北河沿一个公寓里时,原为了先从朋友方面,就早知道那公寓中有个明理知趣主人的。这主人风度同性情,使人一想起来便觉得混合了快乐与忧愁,从他那份性格上,总仿佛可以接触了些又荒唐又微妙的人生。

这公寓主人做得是市侩行业,对于账目却似乎无多大兴味,他所欢喜的只是同人来谈李白,杜甫,摆仑,雪莱。他并不懂诗,对于诗人却古怪的十分同情。他从早年夭死的刘梦苇君方面,听说过这个世界中若干诗人文人的事迹后,便把自己变成一个满有意思的人物了。他明白住在他公寓中,正有若干诗人与若干文人,总想方设法同这些作家接近。不拘什么时节,遇着本地某种报纸副张上,登载有某房客一首诗一篇小说,为他所发现时,就赶快拿了这份新闻,向各个房客去报告,(他与人提及这件事情时,永远用得是一副装模作样的神情,而且细声细气。)他不单向熟客报告,也欢喜向生客宣传。从这种行动上他所能得的快乐,似乎常比某一时得到什么客人一月租金还满足。

他总装模作样的站到客人的房门边,说了几句“您下堂了”!“今天好”,“朋友不来”!这一类闲话,到后才把预藏在身背后业已折得妥贴的报纸,递给这个客人,于是轻轻的说:

“先生,您瞧,您瞧,这是咱们院子里号先生作的,这是一首诗,写北河沿儿大树,白狗,写公寓中抽苗的茨菰,天空中带哨的白鸽,厨房中大师傅油腻腻的肥肚,七个韵脚,多美的诗!”

客人或不明白他意思所在,他就重复解释这是什么,为谁写的,写诗的人又住在公寓中有了多少日子。客人或听明白了,把诗看过后对于他热心处感到兴味,微带谐趣的回问:

“掌柜的,你懂诗吗?”

那时这掌柜的,方记起了面前说话的一个,既不是诗人,又不是文人,且认为这住客不能理解他是一个如何对于诗人文人爱护的主人,稍稍感到失望了,他便装作十分谦虚,谦虚中却蕴藏了一分自得的神气,向那客人说着下面的话语:

“我做生意的懂什么诗!?先生,您同号先生不常谈过吗?同号的先生不成天一块儿上课吗?他们无事也常常同我谈些读书人谈到的事情。我是个生意人,不上过学,认字也不多。(他笑。)‘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走入颓废道路’。(他随便插入那么一句话后又自得的微笑。)先生说丁尼生也住过像咱们这种公寓,多古怪呀!(他为了提出丁尼生名字,又不由得不微笑。)没事时您先生请赏个脸儿,过柜房坐坐,喝杯茶,谈谈天……”

他一面说着这些话时一面总是微笑,因为有多少说不出口的话,无机会来说,皆只好融解在那种微笑里!

他的话也许说得比我所记载的更文雅些,把这个对于他缺少敬意的客人即刻请过柜房去,或者稍过一时,又想出别的方法,拉客人过柜房去。到了那里,大学生一看,墙头上这边是隐士装扮曳杖而行的陶渊明,那边是小生装扮负手觅句的李长吉,近窗边又有个海盗神气的五彩摆仑照片,大炕头则牧师模样的人物除了但丁还有谁那么瘦……于是搁账簿的小桌上,发现了《小说月报》与其他文学杂志,大炕头发现了《新潮杂志》,这主人那个微笑的脸子,也摆在带了惊讶眼光的客人面前。这客人如果稍稍细心一些,将更加觉得希奇,便是那些杂志封面虽那么旧了,却依然十分整齐干净,而且封面一角,还带有大学生所熟习的青年诗人名字题在上面,这客人会想着:

“这掌柜的真看不出,原来还是个斯文人呀!”

他不必客人那么说,就可以从客人惊讶神气中搜索出那两句话的意思,他便微笑着,带着抚慰意味,把话继续说下去。

“先生,您请坐呀!这地方太脏,不成个样子。先生,您坐坐,我们谈谈!”

谈些什么呢?自然就是诗呀文呀的一大篇。他能够复述从旁人所听来的一切文学掌故与新颖名词。他并不看过多少书,却明白许多文人的籍贯生活。他不单明白本国过去现在的文豪著作名称与其他种种,外国过去现在的著作家也似乎十分熟习。

……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底,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尽你欠账,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别无所求,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这样一来大家当真也好像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的意思是什么了,却不必提近来苦况,用为搪塞索欠的开口,不妨尽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着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的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推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了住客,并且在开晚饭时节,还一定不会忘记特别把饭菜开得丰富一些……

上面所摘引的,是我在《记胡也频》一书上为这个公寓主人所作的剪影。海军学生夫妇两人,当时便得过那主人的种种殷勤,支持过若干日月,且在记忆中保留了一个又觉得感激又觉得好笑的印象。

丁玲女士被人当成作家一般尊敬,大约也从这公寓主人为始。因为她还没有开始执笔以前,就早得到这主人善意的待遇了。

海军学生靠写作为生,在坏习气下既毫无出路,日子过去了,每个过去的日子,皆带去了些未来生活的勇气,另一远方却有个年近六十的小学校长,常常来信告给他们,外边不易支持,还可以回到她身边去,故公寓中的好主人,以及北京城秋天来的干净空气皆留不着他们,恰好那时节两人在公寓方面又有了些小小故事,因此丁玲女士就离开北京回了湖南,过不久,海军学生也跟着走了。

回湖南后海军学生便开始写诗,所写的诗不外乎两人随了每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使那个偏执热情的年青男子,从女子方面所得到的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印象,处处惊讶出神,又在小小分离上与小小冲突上,让那些事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故写出的诗,形式同意境方面,皆离奇少见,且充满了狂热的感情。

两人回到湖南住了一阵,丁玲从母亲方面得了些钱,第二次预备出门时,大约北京还有些痛苦的记忆,故两人并不预备过北京,最先只在长沙住下。长沙觉得不好,两人搬往武昌。武昌又觉得不好,两人再过上海。上海地方那么大,住下来自然很合式了,又因为那地方耗费太多,所带的钱极其有限,演电影作明星的计划,则一临实地却已证明了完全是个梦想,在北方,海军学生正慢慢的把他的作品找到了出路,若机会不太坏,大约已可每月得到二十元左右的稿费,两人且记著北京公寓中欠账的权利,虽明明白白知道北京方面一些看来使他们不愉快的脸子,到北京时还有机会见到,可是他们依然又过北方了。

到北京后他们就住在西城槐树胡同,丁玲的希望只是一个月约十五六元的书记位置,各处设法皆难如愿。似乎为了避开旧有熟人,故特意找寻了那么一个偏僻住处。住处既极湿暗,生活又沉闷无聊,故两人皆萎悴了许多。那时为了省钱,丁玲女士又把烧火煮饭的职务消磨日子,朋友来时,又有机会可以见到她在屋外廊檐下劈柴了。

两个月后,两人第二次迁入了北河沿某公寓,建议的为刘梦苇。几人眼看到他们重来,北方新起出版业的兴旺情形,皆觉得有尽力把自己加入这事业的必要,恰恰大家友谊又好了,于是便有人提议如何来办个刊物,成立个社,这社从“未名社”得到暗示,便取名“无须社”。社名含义既极其幽默,加入份子也不从任何方式定下标准,故这社实在也不成个什么东西。使这个团体成立的为丁玲女士,她因为无作品就始终不承认是社员。我虽有一本书拟定作无须社丛书之一,我就从不参加他们的讨论,也全不明白这个团体究竟有几个人,选定由谁负责接头,且预备做些什么事。

日子过去一大堆后,南方的革命军从湘南北伐,军事方面进展得异常迅速,武汉解决后成为军事政治的中心,我们的熟人皆走到南方做事去了。我们的熟人,从北方到南方后,都觉得南方一切皆显得极有生气,便是写作小说,也认为非到武汉玩玩不可了,因此常有信来问我们,是不是想作事,若想作事,一到武汉总有办法。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认为不必离开北京,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我们几个人商量看是不是过武昌时,她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她那时虽蕴酿了动笔的欲望,却并不写出一个短篇。她不过因为海军学生生活的基础刚刚稳定,不愿意他又放下这分事业,另作计画罢了。那时节海军学生从晨报馆与其他方面,每月已可得到二十来块钱,两人就靠这个收入应付一切。

他们有了点钱,只想得到一个较好的住处,所以每天无事就过各处去看住处。两人住过银闸,住过孟家大院,住过中老胡同,最后才迁入北河沿的汉花园公寓楼上第十号。

在那公寓楼上他们大约住了将近一年,那时的生活虽仿佛不很窘迫了,由于支出方面不甚得体,两方总仍然常常显得极其狼狈。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就坐在床上看书。

房租到期无法应付时,两人便常常不在家中,各处乱跑。在家为掌柜的见及时,便装作出门借钱的样子,用围巾紧紧的裹了身体,出门向北或向南踏雪散步,直到夜深方敢回转住处。

两人在北京住下来,总像等候什么似的。等什么?两人似乎也不明白的。但当真等着,就是等着丁玲女士写作的机会。

过分的闲暇使她变成一个沈静的人,由于凝静看到百样人生,看到人事中美恶最细致部分,领会出人事哀乐最微小部分,海军学生长时期相伴的一分生活,培养到她的感情,心灵与智慧已成熟到透明如水。她等着写作的机会,“成功”与“荣誉”却同样又在等她!

她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意料以外的报酬。得到这笔稿费后,两人真不知道怎么办。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小说月报》一万余固定读者方面,皆希望明白作者是准,其中一定还有与作者平时常相过从的人。与他们相熟的人,决想不到那么一个朴素圆脸女孩子,写得出这种感情强烈色泽鲜明的作品。丁玲是谁?假若是一个女子,这女子又是谁?真是一个希奇的谜。很觉得有趣,也很可以明白一般人的意见简陋,想及时永远令人觉得有点难受处,便是某一些熟人,直到很明白地告给这种作品是谁写作时,他们还表示出未能相信的神气!

文章既有了出路,两人的生活,自然也有了新的设计。两人皆觉得应当多念些书,且当真感觉到非念书不可了。想学好了日文,以为将来稿费能每月固定得到若干数目时,两人或可以同时过日本去,便从朋友中商量如何补习日文的方法。

那时节,朋友中学日文的无一人,朋友的朋友,却有一个据说已经能够用日文译出书的君。但当时想把这人请来谈谈,与君相熟的朋友又恰恰离开了北京,无人可以代为介绍,也就罢了。

我则恰如在另一本书所记,因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了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规矩,都不能使我们承认老耽在这个砖头垒就的大城中为得计。并且在上海一方面,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辑部方面负责者换了一人,作品取舍的标准不同了一些,在北平汉园公寓写成的《柏子》等作,已经给了我一个登载的机会,另一登载我作品的《现代评论》,编辑部又已迁过上海,北新书局与新月书店皆为我印行了一本新书,我觉得我在上海即或不能生活得比北京从容些,至少在上海也当比在北方活得有意思些,故我不能尽在北京住作过日本留学的空想,就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过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个朋友代为租妥的亭子间住下,开始了我上海的新生活。再过了两月,他们两人又用另外一种理由,也居然到上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