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更和战国不同。那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据汉代言地方行政分着一千三百多个低级行政区"县",一百多个高级行政区"郡"。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在政治上,更无贵族世袭特权之存在。在汉初,固然一时反动,有封王封侯的。然王国不久全归消灭,封侯的只能衣租食税。在名义上他们都有封土,实际上地方民政财务军权全不经他们手,只由中央指定的地方行政长官,每年派给他们一份额定的税款,无异是由政府长期赠送他们一份无职位的年俸而止。他们并一样受政府法律管制,往往因私通家里婢女,或是勾结商人共同经商一类的罪名,因人告发而丧失了他们的爵位。若因当时尚有许多爵名存在,而说这是封建社会,我们能不能说近代英国也还是封建社会呢?

再就经济言,全国农民乃及工商业,只向一个政府纳同一规定的赋税,担当同一规定的兵役,遵守同一种法律,享受同一规定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呢?在法律上,全体人民地位是平等的,全是国家公民,并无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经济是自由的,因此形成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些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的特征。

在西洋史上,诚然可说是由封建社会转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人说,中国则永远是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并不就是封建社会。而且自战国以来,工商业早极发展,但中国却亦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此因中国始终忘不掉古代的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汉代对商人收税特重,又不许服务政府的官吏兼营商业。到汉武帝时,把铸币权严格统制在政府手里,又把几种人人日常必需的重要工业,如煮盐冶铁之类,收归国营,或官卖。纺织业中像贵重的丝织业,也由政府设官按年定额出品。酿酒业亦由政府统制。运输业中重要部门,亦由政府掌握,定为均输制度。市价涨落,由政府特设专官设法监视与平衡,定为市易制度。试问在此种政治设施下,商业资本如何发展。其多拥田地的,政府也屡想规定一最高限额,此所谓"限民名田"。直到王莽时代,并要把全国田亩尽复收归国有,重新平均分配。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条大主流,而且此项经济政策之实施,在此后历史上还是屡见不一见。所以中国绝非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工商业早已繁盛,只没有像近百年来西方般,发明科学的新机械。这固然是中国社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原因,但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也足裁抑资本主义之演进,此层绝不该忽略。

最近又有人认汉代为奴隶社会的,此层更无理据。汉代固有大量奴隶之存在,但汉代全国人口,据历史记载,总在两千万之上。奴隶数最多不超过两三百万。每十人中拥有一奴隶,这不能便说是奴隶社会了。而且汉代所谓奴隶,只是他们的法律身份与一般公民不同。论其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境况,往往转有在普通自由平民之上的。

汉代奴隶之来源,一因汉代有人口税,及义务劳役,若纳不起人口税或逃避劳役的,政府可以没收他为官奴隶,于是社会上遂多自卖为奴来逃避这一种惩罚的。二因汉代商业与后世不同,生产制造运输推销,各项经营,尚多混合不分,由同一个私家企业来执行。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一个平民自卖为奴,有时是参加了一个大的企业组织,正如近代一农民走进大公司当职员,他的生活境况自然会提高。政府只是加倍增收他的人口税,或限制他的政治出路,却不能低压他的生活享受。而拥有大群奴隶的,纵是加倍缴纳了人口税,依然还有利。当知汉代奴隶,并不专是农奴或苦役,奴隶市场上出卖的奴婢,多数是投进奢侈圈中,不是走近劳役阵线的。汉代的大地主,只在田租上剥削,并没有使用大量田奴。凡此所说,只须细看当时历史记载便可知,哪可说汉代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呢?

历史研究贵于能根据客观记载,再加上一种综合的阐明。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此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说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转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尚可说是较近实情。若把希腊、罗马乃至埃及、巴比伦遥长时期的西方古代社会,统统包括在一奴隶社会之概念下,却不能扼要阐明那时种种的史实。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已很少应用了。

中国史与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这应该根据双方史实,详加分析研究,先寻出其间的异同,再加以更高的综合,始合所谓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观点套上中国史,牵强附会,哪能免武断歪曲,笼统演绎种种的毛病。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来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