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再续述教育思想。全部中国思想史,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中国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作人",即所谓做人的道理。如儒、如墨、如道,何尝不是都讲的做人道理。即从政做官,亦只是做人道理中之一枝一节。因此中国人看学术则必然在政治之上。亦绝不看重如西方般纯思想之思想,而必求思想与行为之相辅并进,与相得益彰。一切思想,必从人生实际行为中产生,亦必从人生实际行为中证实与发挥,最后亦必以实际人生为归宿。故中国传统思想,则必带有教育成分。中国一思想家,同时必是一教育家。中国人看重一思想家,不仅是看重其思想与著作,同时必看重其人,看重其实际人生中之一切行为。故凡属一大思想家,则必然同时成为一大师。后人读其书,必知师其人。此所谓能自得师,尚友古人。若把其思想从实际人生中抽离,即不成为思想。

此不仅儒家为然,即墨家道家亦无不然。孔子在教人作一儒,墨翟在教人作一墨,庄周老聃在教人作一道,更要在以身作则。其他如陈仲子、许行,莫不皆然。其人之全部生活,即其人之全部思想之真实表现,与其真实发挥。故各家相异不仅在思想上,更要乃在其实际做人上。故在中国,乃素无思想家一名称,仅称为一家派之大师。今人乃群目孔子老子诸人为思想家,若将思想与实际人生分离,则已失却其为学立说之主要精神之所在。若又称此诸人为哲学家,则相离更远。于是中国思想上一种最重大的教育精神,乃黯晦而不彰。

故在中国思想之后面,必有一番全部的活人生在内。如欲研究中国思想,不仅当把此思想家之为人即其真实人生加进,又必把学者自己人生加进,乃始可以有真体会,真认识。如孔子言仁,今人群认为是孔子思想之最要中心。然孔子告颜子则曰:"克已复礼为仁",此乃一种人生实际行为之指导,非如今人所谓乃是哲学上一特殊名词特殊观念之界说。换言之,此乃孔子教颜子如何学做一仁人,而非指导颜子在仁的观念或仁的哲学上如何作思考与研究。颜渊请问其目,孔子告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是教以行,非是教以知。有真行乃使有真知。非如一番哲学,可由逻辑辨证种种思考方法推演而得。道不远人,为人之道,即各在其当人之身。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此道即近在颜子身上。孔子之教颜子,只教其即以己身自治其身。力行有得,境界自到。此乃孔门之所谓道。孔子答其他弟子问仁,亦如此例。一部《论语》,全要如此读。开首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时习,即应是读者己身之道。只要身体力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乃只用孔子思想体系哲学观点等新名词新目标来研读《论语》,把读者自身搁放一边,则孔子精神,岂所易得。至少是隔了一层厚膜,难于通透。要之,《论语》一书,竟体是一种教育思想。读其书,当如听孔子之耳提面命,乃为真切。

读《墨子》,便该知墨子如何教人兼爱。读《老子》,自该知老子如何教人慈,教人俭,教人不敢为天下先。当求自己如何来学得此三宝。读《孟子》,便该懂得如何动心忍性。读《庄子》,便该懂得如何以逍遥游的胸襟来处人间世。此等皆是诸家之所谓"道",莫不有一番人生实际工夫,亦莫不有一番教育精神寄放在内。故读者亦须把自身放入,乃可由此有得。苟有得,其自身即为一得道之人,乃可本其所得转以教人。师道从人道中来,师道不熄,人道亦不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悠久广大,日常日新,所系在此。今人自好以新观念衡评旧传统,于是孔、墨、老、庄皆成为如西方般一思想家与哲学家,而今天的我们则自有另一套教育上的新思想与新方法来领导后进。如此则中国三四千年来之文化积业,岂不将随而消失不复持续。此是一大问题,值得我们之警惕与研讨。

先秦诸子外,试举隋、唐禅宗,宋、明理学为例。相传达摩东来,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达摩,问如何得心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开此下数百年之禅宗。西来佛教之天下,一转而成为中国禅宗之天下。其实达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问己心,因而大彻大悟。此一番现前真实教训,正与中国传统教育精神有合。在佛门中禅宗大行,决非无故而然。此下禅宗祖师们,都只是一言半句,教人摸不到边际,而终于使人悟得大道。纵说禅道仍是旨在出世,与儒、墨、道诸家之道有不同,但其具有同一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则无大相异。

宋、明理学家,虽是力斥禅学,但双方之教育精神与教育方法,亦显见有极相似处。程明道、伊川兄弟,幼年从游于周濂溪,濂溪教以"寻孔、颜乐处",只此五字,便下开伊洛理学门户。明道尝言:"自闻濂溪语,当夜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此亦似一种禅机。人生真理,本是俯拾即是,反身便见。由此体入,自可有无限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