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9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宁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1928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活跃。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9、10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噩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共产党？”我说：“我们绝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作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钳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先生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不愉快的情形。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以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军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军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共产党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同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借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杳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晋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晋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晋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啰唆。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二
蒋先生既然对真正的敌人共产党要养以自重，对党内的异己就要设法锄除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是冯玉祥。
编遣会议无结果而罢，冯玉祥悄然离京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我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我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予若辈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再向蒋先生晋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
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四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变，使中央有“讨伐”的口实。夏、胡、陶三人的鲁莽干法，正中了蒋先生的圈套。
先是，北伐完成之后，我为免使蒋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1929年初，武汉和中央不协的谣言又炽。我为消除此谣，特自武汉挈眷至南京以示无他。孰知2月21日早晨，军政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成贤街寓所看我，并报告说，据海军电台的消息，武汉方面已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问我是否得到报告。我说，绝无此事，也毫无所闻。陈绍宽觉得很奇怪，稍谈便匆匆离去。陈氏去后，我即查询有无电报到来。当即发现有武汉急电一通，正在翻译。译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对湖南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要我得电后立刻离开南京。
此电报殊使我惊诧，他们三人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动呢？然我也深知蒋先生的作风，我如不离开南京，必被羁押。乃立刻化装，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躲往下关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宁沪三等车去沪。
我离家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果然先后来访。内子佯说我出去行街未归。一日之内，陈氏、何氏来了数次。最后，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沪。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暂住。武汉对湘战事已急转直下，叶琪军迫近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遁往萍乡。武汉分会乃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省主席。中央方面则厉兵秣马，准备讨伐武汉。
此时全国函电纷飞，中央系的报纸对武汉和“桂系”的诋毁不遗余力。蒋先生并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北上活动白崇禧所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黄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西，疏通冯、阎，共同对武汉用兵。冯、阎二人向来认为一、四两集团军是一家人，今日自相火并，他们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因而通电“服从”中央，以促成此一内战。蒋乃益发决意用兵。
当时，“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正在赴南京途中，李济深也自广州率一批代表，于3月11日抵沪。有人因仰承蒋先生意旨，想请他出面调解。任潮遂来融圃看我。我乃向他解释所谓“武汉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个人的态度。
我说，武汉事变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是夏、胡、陶三人不应鲁莽灭裂，掉入圈套，予中央以“讨伐”的口实。今事已至此，夏、胡、陶等违法乱纪，中央自当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虽不在军中，然我既为一军的主帅，部曲违法，我也责无旁贷，现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条件都可接受。但是，照我看来，蒋先生意不在此。他要造成党政军清一色的大计已定，断难挽回。现在既然有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必然要将第四集团军彻底消灭而后已。
因此，我劝任潮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因为他虽然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桂系”，和我李、白、黄三人有特殊友谊。而任潮又是在粤军中起家的，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他如在沪担任调人，以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氏投鼠忌器，必不敢贸然对武汉用兵。他如轻易去南京而为蒋所拘押，则中央必以甘辞厚禄引诱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背叛李济深，如是则广西顿失粤援，武汉完全孤立，中央大军四面合围，则第四集团军必被全部缴械而后已。以故李济深如不去南京，战争或者可免。如去南京，则适足以促成内战，并危及其本身安全。李济深听我分析后，极以为然，当即对我说，他绝不去南京。
不久，蒋先生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来融圃看我，并约李济深同来融圃谈话。他们一致劝任潮入南京做调人，任潮当然不敢答应。我遂将我原先向李济深说的一番道理重述给四位元老听。最后，我更强调说：“如果任潮去南京，牺牲了个人而能消弭了内战，使十余万袍泽免受屠戮，则此项牺牲才有价值；如牺牲了个人而结果适得其反，则个人即不应作无谓的牺牲。”
吴稚晖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南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我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像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仍旧说，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弭兵祸。最后，他甚至说，如蒋氏不顾人格，自食其言，他便当蒋的面，在墙上碰死。
我说：“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最后，吴稚晖生气了，暴躁如雷，大肆咆哮，并大声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位元老和我们足足谈了两天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11时谈到夜半12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简直是气愤填膺。最后还是李济深软化了，他告诉我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南京一行。
我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战祸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终于在四位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3月13日自沪去宁。
任潮和蒋先生接谈之后，才知中央已决意用兵，西征军事正在积极部署。他的一切行动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踪。同时南京放出空气，所有李济深的旧部，只要服从中央便官加一等。蒋氏并派粤籍党人古应芬、孙科等，四处疏通各粤籍将领背叛李氏。至于蒋先生以前的诺言，则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济深到此才知上当，乃企图逃出南京。事实上，已无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接洽，派一法国军舰泊在下关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备，驰车往江边，跃上汽船，登兵舰驶往上海。但是李济深认为此计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为蒋的密探用机枪射杀了，终将这计划放弃。3月21日，蒋乃公开将李济深幽禁于汤山。原来向李氏担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钳口结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沪，其他三人则常往汤山向李济深抚慰，然究有何用。
中央大军数十万已向上游移动，大战迫在眉睫。这时冯、阎驻沪代表都来看我。冯的代表是其前参谋长刘郁芬，阎的代表是赵丕廉。
我向刘、赵二人解释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三人的轻举妄劲，自应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处罚我都愿接受，只是不希望打仗。但是目前蒋先生显然是借题发挥，目的在消灭异己，摧残对革命有功的部队。战事一旦发动，则第四集团军必全部瓦解无疑。第四集团军的毁灭不足惜，然此例一开，蒋先生必将以同样方法消灭其他部队，第二、第三集团军势必遭受同样命运。蒋先生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内战不已，则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机会，内为中国共产党造机会，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讲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己，请转报三思之。
陈仪此时也来看我，这是我和陈氏第一次的私人谈话。我也把这套理论说给陈仪听。陈很感动，未发一言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