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天下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要知道赤壁之战的真相,先要知道当时曹、刘、孙三方面的形势。

刘备是个有领袖欲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当他和曹操联合破灭吕布之后,他很可以依附曹操,做一个资深望重的大员了。他却不肯甘心,又和董承勾结,反叛曹操。到被曹操打败了,则始而投奔袁绍,继而投奔刘表。这时候,他和曹操业已成为不可复合之势。简单明了些说,他若再投降曹操,曹操必不能容他,而他也决不会是真心的。所以他对于曹操,无论兵势如何,总是要抵抗到底的。

至于孙权,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们要说到孙权,又得先说到他的哥哥孙策。孙坚有四个儿子:大的唤作孙策,第二个就是孙权,第三个唤作孙翊,第四个唤作孙匡。孙坚是和袁术联合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自然是依靠袁术。孙策也是个轻剽勇敢的人,大有父风。袁术看他不错,就把孙坚手下的人都还了他。他曾替袁术打过好几次仗,都是胜利的。袁术是个赏罚不明、不能用人的人,派他出去打仗时,允许他战胜之后如何酬劳他,后来都不能实现。

孙策心中失望,觉得在袁术手下,一辈子没有出路,就自告奋勇,愿去平定江东。江东就是江苏省里长江以南的地方,现在称为江南,古人却称为江东,而把对江之地,称为江西。古人所说的江南,是现在湖南地方。

后汉时,江东西同属扬州。扬州刺史本来驻扎在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这时候,寿春给袁术占据了,扬州刺史刘繇只得寄治在曲阿,在现今江苏省丹阳县地方。虽然兵力有限,也还能和袁术相持,袁术一时不能吞灭他。到孙策渡江而东,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孙策是最剽悍善战的,一渡江,就把刘繇打败,刘繇逃到现在江西的湖口,不多时就病死了。于是从江苏到江西沿江一带,全成为孙策的势力范围。孙策就不再服从袁术,袁术称帝时,公然写信和他绝交了。

曹操在这时候,势力还顾不到江东,而且他和袁术是反对的,自然要拉拢孙策。于是表荐他,加他讨逆将军的称号,封为吴侯。

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绍正在隔河相持,孙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不想还没有开拔,就给人家刺死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呢?原来当孙策到江东时,有个吴郡太守(后汉分会稽郡所置的郡,治所即今江苏的吴县)唤作许贡,密表汉帝,说孙策骁勇,和项籍相像,该把他早些召回中央,不可听他留在江外,致成后患。孙策是立意要割据一方的,听得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就把许贡杀掉。这许贡的门客,有几个潜伏在民间,想替许贡报仇。孙策最喜欢打猎,他骑的马又好,从人都跟随不上。这一次出去打猎,和许贡的门客狭路相逢,就给他们打伤,回来不久就死了。

孙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国志》本传说:他是要袭击许都,迎接汉献帝的,这也是痴话。曹操是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和袁绍相持,后方不会无备,上一节中业经说过了。江东离许都,比河北更远,孙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袭?别说不能战胜,能否到达,还是个疑问呢!孙策也是个善于用兵的人,是这样傻的么?况且挟着一个天子,实际上并无多大用处,前文也早经说过了。然则孙策的出兵,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这里面,却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

当时有个沛相(汉朝的郡和王国,是一样的等级。王国治民之权在相),唤作陈珪[1],他是个归心中央的人,看得吕布和袁术一班人很不入眼。当袁术要想称帝,又替他的儿子向吕布的女儿求婚时,陈珪怕他们两人联合,更难平定,就去游说吕布,把他破坏了。又叫儿子陈登去见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反复无常,不可相信,要早些设法收拾他。曹操大喜,便拜陈登做广陵太守(广陵郡,本治现在的江都,此时陈登治射阳县,在今淮安东南)。临别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道:“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叫他暗中收合部众,预备做个内应。后来曹操攻吕布时,陈登曾带着本郡的兵,做曹兵的先驱。吕布灭后,汉朝因他有功,加给他伏波将军的名号。《三国志·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说他在这时候,慨然有吞灭江南之志。孙策的用兵,几于所向无敌,独有两次攻陈登,都是失败的。孙策心中甚为愤怒。他临死前的出兵,《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他是想去攻陈登的,这大约是实情。

孙策用兵甚锐,这一次大举而来,假如不死而渡过了江,陈登能否抵抗,自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陈登不是像刘繇等武略不济的人,即使一时失败,必不至于一蹶不振,总还能收合余烬,求救于中央,或者和别一支兵马联合,和孙氏相持。况且孙策善战,陈登未必和他野战,还可用守势对付呢。所以陈登在广陵,确是孙氏的一个劲敌。现在孙策北伐未成,先已自毙,那是中央最好的机会了。曹操却把陈登调做东城太守(汉县,在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此时临时设置太守)。于是隔江之地,就无能牵制孙氏的人,这是曹操的一个失策。到后来,再临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亦见《先贤行状》。元龙是陈登的字),就迟了。

孙翊的性质,最和孙策相像。孙策临死时,张昭[2]等都逆料他要把后事托付给孙翊,他却把印绶佩在孙权身上,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这几句话,不知道真是孙策说的,还是后人附会。孙权足以当之而无愧,却是实在的。只要看他赤壁战时任用周瑜[3],袭取荆州时任用吕蒙,猇亭战时任用陆逊,就可知道了。孙策虽然长于战阵,然而平定江东,开创基业,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办得到的。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所以把后事托付给他罢。孙权继任之后,一面整理现在江、浙、皖、赣之地,又频年出兵,攻击江夏(江夏郡在今湖北黄冈县)太守黄祖。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把黄祖杀掉。于是孙权的势力,达到现在湖北省的东南部,再向西,就可到现在的汉口,窥伺江陵和襄阳了。而曹操也在这一年进攻刘表。

刘表的性质,究竟是个文人。他只会坐观成败,图收渔人之利,而不会身临前敌,去攻城夺地。此等人物,在天下扰乱时亦足以保境息民,偷一时之安,到天下将定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八月,刘表病死了。他大的儿子唤作刘琦[4],小的儿子唤作刘琮[5]。刘表和他的夫人蔡氏,都心爱刘琮,要立他为后。刘琦觉得不安,去请教诸葛亮。诸葛亮对他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刘琦明白了。恰好黄祖为孙权所杀,就乘机请求外出,做了江夏太守。刘表死后,襄阳一方面立了刘琮。对于曹兵,自然无法抵御。九月里,曹操的兵到新野,刘琮就举州投降了。

这时候,刘备屯驻在襄阳对岸的樊城。他对于曹操,是不能投降,而又无从抵抗的,只得渡过汉水,西南而走。《三国志·先主传》说:他走过襄阳时,诸葛亮劝他攻击刘琮,荆州可取。他说:“吾不忍也。”这话也未必确实。当时的襄阳,人心自然不定,攻破它自然是容易的,转瞬曹操的大兵来了,却如何能守呢?“诸葛一生唯谨慎”,怕不会出这种主意罢?

刘备于是再向南走。《先主传》说:刘琮的左右和荆州人,归附他的很多,到当阳时,人众已有十几万了,一天只走十几里路。这话或者有些过甚,却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要做事业,手下一定要有人。老百姓只要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谁来管你们争天夺地的事情?一个光杆,到了什么地方,要发动该地方的民众替自己战斗,决不是容易的,所以基本的队伍决不能弃掉。再加以荆州人不愿降北的,其数自有可观。而两汉三国时代,去古还近,社会的组织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较多,做官、从军和避难的人,往往带着家族、亲戚走,所以其数之多如此。唯其这样,自然走不快了。

曹操此时,颇有一举而肃清荆州的决心,于是发轻骑,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击他,追到当阳东北的长阪,追上了。刘备自然不能抵抗,就逃向夏口(就是现在的汉口)去依靠刘琦。

这时候的刘备,显然是日暮途穷。倘使没有人和他联合,大约只好逃向现在的湖南。汉时的湖南还未十分发达,在那里,也决然不能立足的。所以这时候的刘备真是末日将到了。而不期事出意外,却有个孙权来和他联合。

论起孙权的资格和他对曹操的关系来,都和刘备大不相同。

刘备虽然屡战屡败,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地盘,这只是时运不济;他从灵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转战十余年,和曹操、二袁、吕布等都是一样的资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当时确亦有一部分人归向他。所以曹操见了他,确亦有几分畏惧。

至于孙氏弟兄,虽在江东首创基业,然而当时江东之地,比较上还是无关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还不甚觉得有这么两个人。《三国志·张昭传》说,当孙策平定江东时,北方士大夫的信札,还是专归功于张昭的。《张纮传》说,孙策死时,曹操要乘机伐吴,张纮把他劝止了。曹操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以纮为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都尉是武职,称为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权),要令他“辅权内附”。所谓“辅权内附”,就是运动甚而至于胁迫孙权来投降。孙策死时,北方的问题多着呢,曹操如何会想到去伐吴?这句话也是不确的。但以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欲令“辅权内附”,这句话却该不诬。当时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孙权是怎样一个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荆州,就想顺流东下,本来犯兵家之忌,贾诩曾经劝止他,而他不听,大概对于孙权,不免低估了些罢。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谓资格限人,是极容易犯的错误,怪不得曹操了。

刘表的死耗达到江东,鲁肃便对孙权说:荆州是个紧要的去处,请借吊丧为名,去看看情形。如其刘备和刘表一方面的人没有嫌隙,我们就得联合他。如其彼此乖离,就得另打主意。孙权允许了他。鲁肃就溯江西上,走到汉口,听说曹操的兵已向荆州,鲁肃也昼夜兼程而进。走到南郡界内,听说刘琮已降曹操了,刘备向南奔逃,鲁肃就径迎上去,和他在长阪相会,劝刘备和孙权联合。刘备自然欢喜。而刘备手下的诸葛亮亦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鲁肃回去复命,诸葛亮从汉口东行,到现在的九江,和孙权相见。

这时候,在孙权一方面,就要决定降战之计。据历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孙权聚群下会议,大多数主张迎降。其理由是:(一)曹操托名汉相,和他拒敌,似乎是反抗中央。(二)曹操已得荆州的水军,又有步兵,水陆并进,并非专靠马队,所以长江之险,并不足恃。而其(三)则为众寡不敌。只有鲁肃不开口。孙权出去更衣,鲁肃却跟了出去。孙权知道他有话说,握着他的手道:“你要说什么呢?”鲁肃道:“刚才众人的议论,是要误你的,你别要听他。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你却使不得。为什么呢?我在你手下,不过做个官儿,投降了曹操,官还是有得做的,你却怎样呢?”这几句话,正合孙权之意,孙权便表示容纳。这时候,周瑜因事到鄱阳去,鲁肃便劝孙权把他召回,共商降战之计。周瑜到了,就决定迎战。他的理由是:(一)北方并未大定,加以关西还有韩遂、马超,曹操的兵决不能作持久之计。(二)北方的人不善水战,荆州的人又非心服。(三)而且大寒之际,缺乏马草,天时亦不相宜。诸葛亮游说孙权的话,理由也大致相同,于是孙权就决意联合刘备,抵抗曹操了。派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去和刘备协力。

当时两方的兵力:大约北兵是十五六万,荆州的兵有七八万,合计共二十余万。刘备一方面,合水陆兵共有万人,刘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万。周瑜、程普的兵,《三国志》上有的地方说各有万人,有的地方又说共有三万,大率鲁肃手下还有些人,合计之共有三万。孙刘之兵,在五万左右。两方的兵力,约系一与五之比。但在地利及军队的长技上说,南方的兵却是占了便宜的,而黄盖又进火攻之计,就在嘉鱼县赤壁地方,把曹兵打得大败。

曹操果然不能持久,留曹仁守着江陵,自带大兵北归。周瑜又跟着攻击,曹仁守不住,只得把江陵也放弃了。于是长江流域无复北兵踪迹,而南北分立的形势已成。

赤壁之战,军事上的胜败,真相颇为明白,用不着研究。其中只有孙权的决心抵抗曹操,却是一个谜。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这系从公一方面立论,从私一方面说,也是这样的。

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了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自此以后,曹操幸而用兵于关西、汉中,未曾专注于南方。倘使曹操置别一方面为缓图,尽力向荆州或者扬州攻击,孙权能否支持,究竟有无把握呢?孙权和刘备不同。刘备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拼死抵抗。孙权和曹操,本无嫌隙,当时假使投降,曹操还要格外优待,做个榜样给未降的人看的。所以当时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而以孙权一家论,亦系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注里,早经说过了。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撺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

《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初到江东时,回东城葬其祖母(鲁肃是东城人),他有个朋友,劝他北归,鲁肃意欲听他,特到江东搬取家眷,周瑜却劝他,说从前人的预言,都说“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劝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荐给孙权。见面之后,甚为投机。众人都退了,孙权独留他喝酒。谈论之间,鲁肃便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猝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后来孙权称帝时,“临坛顾谓公卿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见《三国志·鲁肃传》)《张昭传》注引《江表传》又说:孙权称帝之后,聚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也举起笏来,要想称颂功德。孙权却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可见自立的野心,孙权和周瑜、鲁肃等,早就有之。赤壁之役,孙权聚众议论降战时,反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不知帝制自为的,毕竟是谁?事实最雄辩,就用不着我再说了。

注释

[1]陈珪,生卒年不详,一作圭,字汉瑜。徐州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人,广汉太守陈亹之孙,太尉陈球之侄,吴郡太守陈瑀(一作陈璃)、汝阴太守陈琮的从兄,陈登、陈应之父。官至沛相。

[2]张昭(156年—236年),字子布。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三国时期孙吴重臣。孙策临死前,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率群僚辅立孙权,并安抚百姓、讨伐叛军,帮助孙权稳定局势。张昭善隶书,其作品无存。唐张怀瓘在《书估》中将其书法列为第三等。

[3]周瑜(175年—210年),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庐江)人。东汉末年名将,出身庐江周氏。长壮有姿貌、精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建安十三年(208年),周瑜率军与刘备联合,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由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又率军大破曹仁,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年)病逝于巴丘,年仅36岁。

[4]刘琦(?—209年)。兖州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济宁市微山县两城镇)人。荆州牧刘表的长子,谏议大夫刘琮兄。官至荆州刺史。建安十四年(209年)病逝。

[5]刘琮,生卒年不详,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两城乡)人。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次子,刘琦之弟。刘表死后继承刘表官爵,当曹操大军南下之时,他在蔡瑁等人的劝说之下举荆州而降,被曹操封为青州刺史,后迁谏议大夫,爵封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