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为什么会成为六朝的都邑呢?其实东晋和宋、齐、梁、陈不过因袭而已。创建一个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当都邑创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际,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总是因仍旧贯的多,凭空创造的少,这是东晋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于宋、齐、梁、陈四代,则其政权本是沿袭晋朝的,更无待于言了。然则在六朝之中,只有孙吴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呢?长江下游的都会,本来是在苏州,而后来迁徙到扬州的。看秦朝会稽郡的治所和汉初吴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孙吴创业,本在江东,其对岸,直到孙策死时,还在归心曹操的陈登手里,自无建都扬州之理。然则为什么不将根据地移向长江上游,以便进取呢?须知江东定后,他们发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刚进到湖北边境时,曹操的兵,已从襄阳下江陵,直下汉口了。上游为曹操所据,江东断无以自全,所以孙权不能不联合刘备,冒险一战。赤壁战后,上游的形势稳定了,然欲图进取,则非得汉末荆州的治所襄阳不可。而此时荆州,破败已甚,庞统劝刘备进取益州,实以“荆土荒残,人物凋敝”,为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举襄阳之地而弃之(见《三国魏志·齐王纪》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其不能用为进取的根据可见。然吴若以全力攻取,魏亦必以全力搏击,得之则不能守,不得则再蹈关羽的覆辙,所以吴虽得荆州,并不向这一方面发展,孙权曾建都武昌,后仍去而还江东,大概为此。居长江下游而图发展,必先据有徐州。关于这一个问题,孙权在袭取关羽时,曾和吕蒙研究过,到底取徐州与取荆州,孰为有利?吕蒙说:徐州,北方并无重兵驻守,取之不难,然其地为“骁骑所骋”,即七八万人,并不易守,还是全据长江的有利。如此,才决计袭取荆州。可见在下游方面,孙吴亦不易进取,而曹魏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却颇重。原来刘琮降后,曹操要顺流东下,不过一时因利乘便之计,若专欲剿灭孙吴,自以从淮南进兵为便。所以赤壁战后,曹操曾四次征伐孙权(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从这一方面来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

孙吴所以拒之者,实在今濡须口一带。此为江东的生死所系,都金陵,则和这一带声势相接,便于指挥。又京口和广陵相对,亦为长江津渡之处,曹丕曾自将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与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顾右盼之势,孙权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实在于此。此不过一时军事形势使然,别无深意。

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始终未能恢复北方,论者或谓金陵的形势,欲图进取,尚嫌不足,后来宋高宗建都临安,或又嫌其过于退守,谓其形势尚不如金陵。此等议论,皆太偏重地理,其实南朝之不能恢复,主因实在兵力之不足。当时兵力,南长于水,北长于陆,水军之力虽优,足以防御,或亦可乘机为局部的进取,然欲恢复中原,则非有优良的陆军,作一二次决定胜负的大战不可。

且身临前敌,居于适宜指挥之地,乃一将之任,万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孙权虽富有谋略,实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轻率之性质,观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则初不能自将,居金陵与居临安何异?

小国寡民之世,则建都之地,要争出入于数百里之间,至大一统之世则不然。汉高祖欲都洛阳,留侯说:“其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此乃当统一之初,尚沿列国并立时代之习,欲以都畿之地,与他人对抗,故有此说。若大一统之世,方制万里,都在一个政府统制之下,居长安与居洛阳,又何所择?

然则政治及军事的指挥,地点孰为适宜,必计较于数百千里之间,亦只陆恃马力,水恃帆力之世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