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里有这样的字句:“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是有志于反抗、热爱自己的国族的人们所同样具备的遭了挫折,抚摩着伤痕,而周遭的人还是如梦未觉的悲哀。而文学者尤感敏锐的刺痛了整个心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呀!这时中国人民懵懵懂懂,虽然党的旗帜已经开始树立了起来(1921年),还未能引起鲁迅的注意,他还自在抄古碑以麻痹自己。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新青年》救了鲁迅的寂寞,而鲁迅潜伏在体内的激流因堵塞而感到不舒适的“无端的悲哀”,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发表而走向正道。如山洪的趋向沟壑,有了归趋,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也是唯一重要的:就是“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见《呐喊自序》,这“看见自己”也就是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自我批评)。鲁迅从此面向人生,面向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前进。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鲁迅住在城外山邑会馆,因长途劳累,到后觉感冒发热,但发热之次日就到部视事了。首先给他感到失望的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当时教育部的情况。一直继续着无聊赖的工作,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其时鲁迅初到北京才不及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写“拳匪”的事实,乃义和团反对洋人的人民热爱其种族的一种表现,对于压迫我们的异族异国起来反对的勇敢行动而一般人称之为“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记录却令人失望,致鲁迅评书中所描写为“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因而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不会被书所误,不会如书所描写的思想,直以义和团与斐澳野人无异了。

旧社会的措施,和我们今天凭着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正方针政策是不同的。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其实也不过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赴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被众知晓了。到7月12日,《鲁迅日记》写着很愤慨的字眼:“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这就是主持教育会议的人也不再考虑美术的必要了。到7月15日果然揭晓出来:“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的例行敷衍的表示一番,至于内幕如何,历史家另有考证,这里不细说了。《鲁迅日记》上写出“不赴”二字,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至于拿现在的眼光评衡美育问题,则在今天来说是有待商讨的,不过鲁迅从少至长,爱好美术,自己颇有领会,为文学艺术中的一面,亦觉不可厚非,然当时的执掌教育行政的人们,则除了蔡元培,其他更不必与语了。

从5月至岁末的书账后面,鲁迅有如下的感慨系之的对购买书籍的意见:“审自5月至年暮,凡8月旬,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惟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因多属古籍的阅读,所以自己晚间乘暇又从事校订工作,这年1月间就记着“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到了3月5日又记着“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直至同月27日才在日记里留下一行“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28日夜就又“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29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至31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到了9月7日,又见他夜里工作:“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在10月15日,他对《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开始了:“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到19、20两天的晚上都是校《嵇康集》,20日晚且记着:“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至于他校了之后什么时候“写”《嵇康集》的呢,日记中未有明确记录,只于12月19日的夜里记上一笔“续写《嵇中散集》”,则是在这之前已在进行工作,直至同月30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翻译工作,为了应教育部《编纂处月刊》而翻译的几篇从日人上野阳一著的有《社会教育与趣味》和《儿童之好奇心》。)

这一年离辛亥革命政府成立才是第二年,刚刚推翻满清,(旧)民主革命初获胜利,鲁迅才不过三十三岁,正应朝气勃勃,大有所为的时候,而一接触到现实,则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蔡元培的老成持重,兼容并蓄的胸怀,到京未两月而宣告辞职,继任范源濂不到半年,而代以海军总长,其对于业务的外行,是所当然的,奇怪的是委任这种人掌管教育的无知。鲁迅这年2月5日到部听了这位总长的演说,批评他“不知所云”。后来连次长董士恂亦不耐与之合作,4月即告辞职,这一辞职连总长也迫得于5月辞去了,9月才换来一个汪大燮任总长。就在这个月的28日,孔子诞辰演出一幕复古丑剧,鲁迅记其始末如下:“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教育部之不成样子,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再也梦想不到的事。而鲁迅的记载,不过寥寥数言,间或不言,而其内心抑郁,积郁成疾,固是难于令人忍受的。到了同年10月,洪宪称帝,袁世凯篡夺孙中山革命成果的时候,鲁迅在10日只登了“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的几个字,不置一辞,盖茶楼酒肆,早已暗探密布,张网待投,谁不作明哲保身之计?而鲁迅还不能已于言,在10月1日这第一天先就写着:“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上面所引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就抄书消愁,以及后来的抄碑帖。我们记得:他不是后来在黄埔军校讲演时说过“有实力的人(指反动统治阶级),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所以当时老百姓为逃避不知所犯何罪的无故避杀,就统而言之说:“莫谈国事。”这就对照出旧时代的人们生活苦恼来了,连国事也不许谈。现在我们不是连小学生也懂得国事,连幼儿园的小孩子也会骂美帝野心狼吗?从这里该可以体会鲁迅时代内心的苦恼是到怎么样的程度了。

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就1913年中,1、2、3、5、8、10、11、12的几个月中都记录着各种病痛,而这些又互有关连的,如:睡眠不足疲劳,用脑多的人易患牙周炎,又兼龋齿,所以鲁迅的齿痛常常犯起来,致不明医道的母亲,有时会从旁说“这是他自己不好”。使鲁迅无从辩解。又多构思则血集于脑,牙患也影响于消化,而消化力弱了,鲁迅的胃病,其实还是因忧思过多,消化不良之故,但似乎一直没有彻底研究病由。至于咳嗽、发热之缘于肺病,恐是早年已感染而不自知,或以为晚年肺病无碍,故不警惕注意。窥其逝世前的几个月,一知病肺,即小心翼翼不与妇孺接触,即可知了。在这时期,他是和病痛作捣乱,毫不理会,照样工作,有时自己服些药对付过去,非到影响工作,从不罢休的。观其在1912年6月18日日记:“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1913年1月6日:“晚首重鼻窒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和10月29日的抱病办公:“在部,终日造三年度(辛亥革命后第三年)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头脑岑岑然”的例证,以及平常有病不以为病,还是一样的办公、出外、接待客人、处理事务,到真个需要休息告假了,还是在寓装订旧书,或作抄写,鲁迅就是这样利用他一点一滴的精力,为群众贡献他的一切力量,甚至超过他体力所能负荷的。这里我想起解放军战士的精神来,每于自己遍体鳞伤,肢骸破碎,而仍奋勇当先,克敌致胜的道理了。

“忧能伤人”是众所熟知的成语了,讲卫生的医师总教人快乐,而世事蜩螗,“聪明人”是会随流合污的,“傻子”则不然,鲁迅这时的苦闷彷徨,就感到弄文字的无力,“最不中用”,而自己又“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左右为难,于是乎感到时时的病魔缠绕了。

鲁迅的感触又真多,这时已然如此。人或以为鲁迅自招烦恼,自己爱发脾气,其实揆情度理,是有可以致恼之由的,但麻木之人,熟视无睹,而鲁迅则当四周寂寞如死的境况下,不为屈子之自沉,当如何自见呢?这是他日夕苦思的。

北京的天朗气清,月光皎洁,也常使这位革命诗人欣赏,以佐豪兴,初忘尘秽,这就足见其非不爱欣赏。如1912年的8月22日,“晚……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同年9月25日“除历中秋”“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则已具思乡之念了。

然而尘俗中的雅游难得,转瞬又为尘雾所包围而致窒息了,且举其简而又简的1913年日记为例,除了上述忧患而外,身边琐事,也无一不令人难以忘怀。如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蹠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这是在路上,人身毫无保障的情况。再试作赏花雅兴,却亦遇到不清静的俗人,如演戏中的花花公子活跃在现世。这年5月5日:“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似这等事,如果你采取麻木态度,自可泰然处之,但既欣赏花,则不应有扫游人之兴。鲁迅对这些俗人,自然厌恶难耐,惟有赶速避去耳。同月18日:“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笑。”日本人的名刺,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本已司空见惯。以见惯这类名刺的鲁迅,忽而对田多稼的议员头衔的摆出,特觉可厌者,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到处被优待,名刺上摆出,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鲁迅是觉得讨厌的。稍一出门,又无故招致烦恼,仿佛随地荆棘似的旧社会,真不是今日之我们所能想像的。

抄录于此,聊作新闻:同年6月20日《鲁迅日记》:“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这是张勋的辫子兵,在徐州一带跋扈骚扰的恶劣状态,行人无知之何的。今天我们日见解放军与人民亲如一家,抢着解除人民困苦的,已成司空见惯的情景,再回忆一下鲁迅行路难的像遭遇灾难的样子,两两对照则知革命给每个人的好处实在不能以言语传述透尽的。到是岁之末,还有一桩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见1913年12月26日日记)这个详情没有说明王佐昌请发旅费的原因与关系,但看鲁迅说他不明事理,则必是无理于求的了。因为是青年,鲁迅予以“闵叹”而已,然不明事理,亦岂此一青年?这里又包含着青年应明事理的意思在内,而有些青年确也对事理漠不关心,问题一来,连自己也不知措手,于是到处像浮萍一样,沾着在谁的身上就要谁来应付似的,这情况实亦不难遇见的。

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难阅读写作方面(手稿似有脱字),稍加宽泛些来看当时的社会,实亦一面良好的镜子,照出世态万端的各方面来的。

但1913年还有一点小尾巴,就是3月间(即从去年5月到北京至此不及一年)鲁迅“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这里看到鲁迅得间即购书,对于书的酷嗜。另一方面,说明这些书并非他的目的物,即满两架,也等于无书一样,这就说明他一直对中国书的态度,他不是对青年说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吗?这里表示出他自己也笑叹自己的,是对青年和自己采取一致严肃的态度,并不如某些人所说,他自己做的是一套,向人说的又一套的两面的心口不一的人。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辩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10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从刻印《百喻经》我们看出:就是佛书,以寓讽世之意,鲁迅也吸取滋养以惠世人。因任何一种宗教,其中必有若干为世人世事,可资研究或借镜的。迷恋宗教的人以之说教,而从超宗教的观点来看,则其中亦不无一些哲理。如佛家的因明学。沉浸于中而超拔于外,这就是鲁迅。看他后来1928年夏到杭州游西湖,知客僧向鲁迅谈佛学时被鲁迅说倒他,可见鲁迅于此的了解深透。又到晚年,青年徐诗荃亲手抄写《悉怛多般怛罗呪》(见1934年1月《鲁迅日记》)见赠,并劝鲁迅多看佛书,以为看此可超脱世俗,不至于终日作文章的斗争,以为这样可以救出鲁迅。而不知鲁迅早已研究过佛经,他的意见卑之无足论,甚至不足以解释清楚,因为这个现实的,唯物史观的,执着现在而向一切反动事物作斗争的鲁迅,已经不是一般佛法所能移易的了。这种批判的,从个中深具了解而坚信着的马列主义思想,徐诗荃想以佛学来代替,犹如小孩以木偶认作真人,何能令真人相信?所以后来鲁迅见到徐诗荃简直无话可说,不作敷衍了。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像、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像、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像、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像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即如石碑两旁或上下都有精美雕刻,从此可窥知那一时期的风俗习尚,对研究社会史、文学史、美术史都有大帮助。亦即整理文学遗产的一个方面,鲁迅想从这里得到帮助,写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现在,这工作落到后人身上了。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在上海时,他曾准备到苏联。大约因为懂得一些外语较为便利,或因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有心顺便去探访一下,所以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大买一通有关研读德文的字典、辞典、语文等,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时,有时亦勉强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赞他的发音正确呢!其次是俄文,在东京和许寿裳一起学的,但不多久,不能应用到阅览书籍上。至于英文、法文则是所知甚少,大约需翻字典或借助他人,好在一般外文(除日文)都有基本相同的字,所以作为普通翻看,以鲁迅的才智,是不难的。但到翻译书籍,则总以日文为本,于他更觉方便罢了。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学习欧化之风大盛,文学艺术亦以游学欧洲为荣,故对新思潮的介绍翻译亦较多,中国留学生之往日本的,亦从此得到了解欧洲文学的途径。当十月革命的新浪潮掀起全世界的旧营垒时,日文译者亦风起云涌的争相介绍,所以鲁迅从1925年起,就在通过北京的东亚公司大量购阅欧洲文学,尤其是苏联革命后的文学。也可以说,与时代、环境也不无关系,就是国内军阀专横,人民生活困苦,鲁迅自己也感到寂寞苦闷,自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已经响起了反封建的号声,继之而来的反帝的深刻影响,人人找出路,寻问题症结所在,青年们也办起刊物来了。未名社的产生是受鲁迅所支持,而鲁迅又受青年如任国桢、韦素园等人思想所推动,互相牵引,以自觉而觉人。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革命与文学》等。在这同期,鲁迅主编的未名社则出了任国桢译的《苏俄文艺论战》,李霁野译的《往星中》,韦丛芜译的《穷人》,胡斅译的《十二个》,韦素园译的《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李霁野译的《黑假面人》,曹靖华译的《烟袋》,韦素园译的《黄花集》,曹靖华译的《第四十一》《蠢货》,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韦素园与李霁野合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等。

这些译者都是学生,以其热情,奋勇译作,为中国文艺园地移来佳花,播出革命种子。但他们都是自力奔走,而苦于连印刷费也无着的。这时鲁迅首先担任节约生活筹措一笔印费,望出完一本书,收回资本,再继续印出。这种惨淡经营,为中国文坛培植新生力量的苦心孤诣,果然在文化革命上打下了基础,现出了成绩。即在漆黑的北京当时,无异暗夜之燃点明灯,使众皆欢忭,有所向往。到1928年,未名社出书稍多,地位略固的时候,就遭到莫名其妙的封闭,经理人被押解到蒋政权下的南京的一件文化事业被摧残的丑剧了。

1926年的10月以前,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ツト》(即新俄手册)。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