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到底是鲁迅毕生的精神。他常常说:“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两地书》四)又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又说:“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又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他临死时,还说:“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到现今,抗战胜利后一年,他的逝世已经十周年了,台湾文化协进会来信征文,指定的题目是《鲁迅的精神》,觉得义不容辞,便写出下面的几点意见:

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这种精神洋溢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可分为二类:

(一)是小说,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野草》(散文诗)、《朝花夕拾》(回忆文)等。

(二)是短评及杂文,即《坟》(一部分)、《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共三集)、《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一部分)等。

鲁迅的小说,以抨击旧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是其特点,例如《阿Q正传》(《呐喊》)是一篇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一切传统的结晶,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

他对于阿Q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憎恶,施以攻击;然而憎恶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因为阿Q本身是一个无知无告的人,承受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遗产,一直被士大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于赤贫如洗,无复人形。

鲁迅对于那些阿Q像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世的冷酷,而对于阿Q的偶露天真,反觉有点可爱了。

又如《祝福》(《彷徨》),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性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攻击的力量是何等威猛!又如《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取材于《列异传》(《古小说钩沉》),是一篇最富于复仇精神和战斗精神的小说,表现得虎掷龙拿,有声有色,英姿活跃,可以使人们看了奋然而起。此外,如《理水》、《非攻》,在描写大禹、墨子的伟大的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其中,《死火》乃其冷藏情热的象征;《复仇》乃其誓尝惨苦的模范;《过客》和《这样的战士》,更显然作长期抗战的预告呢!

鲁迅的短评及杂文,以锋利深刻明快之笔,快镜似的反映社会政治的日常事变,攻击一切黑暗的势力,指示着光明社会的道路——这特殊的战斗文体,是鲁迅所发明的,贡献于中国新文学至为宝贵,分量之多,占其创作的大部分。

任举一例,如《论雷锋塔的倒掉》(《坟》),运用了妇孺皆知的传说白蛇姑娘和法海和尚,指出压迫制度的不会长久,而压迫者法海和尚的躲入蟹壳不能出头,倒是永远的。这样巧妙的艺术,使读者仿佛受到催眠,不能不俯于真理之前(参阅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

鲁迅的战斗精神,分析起来,实在方面很多:有道德的、有科学的、有艺术的等等,现在略说如下:

(一)道德的。鲁迅表面上并不讲道德,而其人格的修养首重道德,因之他的创作,即以其仁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例如《兔和猫》(《呐喊》),因为两个小白兔忽然失踪了,接着有一大串的话: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

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吧。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又义也是仁爱的一面,鲁迅的创作也重正义的表现。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坟》),说革命先烈不主张除恶务尽,徒使恶人得以伺机反噬,“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样摘发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的祸患,真是“义形于色”。

(二)科学的。鲁迅深慨多数国民之缺乏科学的修养,以致是非不明,善恶颠倒,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真正的科学。现在引几节于下,以见一斑: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热风·随感录三十三》)

……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

鲁迅又为青年的读物计,提倡通俗的科学杂志,他说: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可看的书报实在太缺乏了,我觉得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要浅显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国现在的科学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过于高深,于是就很枯燥。现在要Ble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并且插许多图画的;但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至于作文者,我以为只要科学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艺书,就够了。(《华盖集·通讯》)

(三)艺术的。鲁迅鉴于国民趣味的低下,所以他的创作中,竭力提倡艺术,有云: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样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鲁迅倡导艺术,其实际上的工作范围也很广:

(一)搜集并印行中国近代的木刻;

(二)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

(三)奖掖中国青年木刻家。

总之,鲁迅熟于中国艺术史,明其何者当取,何者当舍;又博采外国的良规,其目的在创造新时代的民族艺术。他曾用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一切有生命的,真正地美的艺术,在其本质上都是斗争的。倘若它不是斗争的,倘若它是疲倦的、没有喜悦的、颓废的,那么我们要把它当作疾病,当作这个或别个阶级的生活上的解体和衰灭的monment反映,把它否定了。”来鼓励青年艺术家,使中国的艺术,尤其是木刻能够欣欣向荣。他最后精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用了德国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和法国罗曼·罗兰的话如下:

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 land)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实在伟大,鲁迅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他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见同上)

其他方面尚多,姑且从略。总之,鲁迅为反对不真、不善、不美而毕生努力奋斗,以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虽遭过种种压迫和艰困,至死不屈。

《摩罗诗力说》所云:“……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这话可以移用,作为鲁迅的战斗精神的写照!

鲁迅的创作,国际间多有译本,苏联翻译尤盛,日本在战前已经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大册。

蔡元培先生序《鲁迅全集》,有云:“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又云:“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蔡先生这话是至言。

(民国卅五年九月三十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