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才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学生,连他赠给鲁迅先生一张相片的事也忘记了,以为也许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经手代赠的。这可不然,我在鲁迅先生的书斋中,清清楚楚的看见在这张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亲笔的“惜别”两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谨厚的面容,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鲁迅先生所谓“老虎尾巴”式的书斋,还看见这张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时代绍兴的都督名“王金发”,同时还有两个要人名“黄介卿”和“黄竞白”。绍兴方言“王”和“黄”二字一样读作“王”,所以当时有“反对三王”的口号。关于“反对三王”,一则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则由于封建势力的反动,鲁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释过。

鲁迅先生任师范学校校长,诚如许景宋先生文中所说:“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这位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先生,民国十五年左右曾任开明书店的经理,开明出版的书籍中还有“发行人杜海生”等等字样。

所谓“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鲁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援救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决不应该在交代的时候借故报复,所以鲁迅先生没有遵照当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许景宋先生说:“在绍兴尚未光复之前,人心浮动,先生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我回忆了许久,要想找寻迁批“整队出发”的全校学生们当时所用的名义,最后才记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武装演说队”。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会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同衢张贴“溥仪逃,弈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关于秋先烈,许景宋先生文中说:“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鲁迅先生常说,秋先烈加入吃饭,如果只添一客饭菜,一定是吃不够的。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义时代的一般空气,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表现出来。《药》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隐射“秋瑾”二字。《药》的篇末,烈士墓上发现花圈,这在当时也是事实。浙江一带学校的学生,争向秋女侠墓前瞻礼。花圈在当时是极时髦的礼物,一般人决不了解的,在垒垒荒冢之中,竟有一处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亲也以为这是先烈显圣。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的敬礼始终不衰,有如许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讲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扫除,警察总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来,弄得满屋凌乱。太炎先生气愤之余,就说这是日本人反对他著作,或则说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业。鲁迅先生那时是青年,态度比较客观,知道大扫除是挨户进行的事,决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与太炎先生抗争。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时连着讲,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断的抽烟。对面房间里住着刘申叔先生夫妇,为了辩论,太炎先生常常不穿衣服,闯进刘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我曾在鲁迅先生书斋中看见一张太炎先生所书大条幅,上款只写“书赠豫才”四字,下题“章炳麟”。

因许文而引起的回忆止此,将来有机会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