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昧死妄陈一二。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蕞尔之国，必有正直忠信之士焉，必有聪明勇果之士焉。正直忠信之谓贤，聪明勇果之谓能。彼贤能者，众民之所服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得其根柢，则其枝叶安适哉？故圣王所以能兼制兆民，包举宇内，而无不听从者，此也。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采之博者，无求备于一人也。收其所长，弃其所短，则天下无不可用之人矣。辨之精者，勿使名眩实，伪冒真也。听其言必察其行，授其任必考其功，则群臣无所匿其情矣。使之适者，用不违其才也。仁者使守，明者使治，智者使谋，勇者使断，则百职无不举矣。任之专者，勿使邪愚之人败之也。苟知其贤，虽愚者日非之而不顾；苟知其正，虽邪者日毁之而不听，则大功无不成矣。然后为之高爵厚禄以劝其勤，为之严刑重诛以惩其慢。赏不私于好恶，刑不迁于喜怒，如是，则下之人怀其德而畏其威，乐为用而不敢欺。譬如乘坚车，御良马，执六辔，奋长策，以立於康庄之涂，惟意所适，安有不至者哉？此人君之要道也。何谓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然后可以为仁。明者，非巧谲苛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然后可以为明。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然后可以为武。是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苖之秽而不能芸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皆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皆无一焉则亡。此人君之三德也。何谓人君之才五？曰创业，曰守成，曰陵夷，曰中兴，曰乱亡。创业者，智勇冠一时者也。王者经纶之初，土无定所，民无定分，英雄相与角逐而争之，才相偶则为二，相参则为三，愈多则愈分，故非智勇冠一时，莫能一天下也。守成者，中才能自修者也。王者动作云为，得之近而所利远，失之微而所害大，故必兢兢业业，以奉祖考之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不使耆老有叹息之音，以为不如昔日之乐，然后可以谓之能守成矣。陵夷者，中才不自修者也。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日复一日，使祖考之业如丘陵之势，稍颓靡而就下，曾不自知，故谓之陵夷也。中兴者，才过人而善自强者也。虽以帝王之子孙，而能知小人之艰难，尽群下之情伪，其才固已过人矣。又能勤身克意，尊贤求道，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如是则虽乱必治，虽危必安，虽已衰必复兴矣。乱亡者，下愚不可移者也。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如是而有敌国，则敌国丧之，无敌国，则下民叛之，祸不外来，必自内兴矣。此人君之五才也。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小大，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愚臣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恭惟国家承百王之弊，接五伐之乱，宇县分裂，干戈日寻，藩臣骄恣，元元憔悴。太祖宵衣旰食，栉风沐雨，勤求贤俊，明慎诛赏。收支郡，任文臣，以消方镇之权；举公廉，除贪污，以厉州县之吏。选精锐，严阶级，以治战斗之士；省赋役、恤刑罚，以抚农桑之民。内政既成，乃修外事；近者既悦，乃诘远人。故传檄而下荆湖，顾盼而克巴蜀，叱咤而平岭表，指麾而定江南。大勋未集，太宗继统，述修前绪，闽越、句吴皆献地入朝，西登太行，而晋人自缚，盖自宋兴二十年，然后大禹之迹复混而为一，以至于今，八十有五年矣。朝廷清明，四方无虞，戎狄顺轨，群生遂性。民有自高曾以来，未尝识战斗之事者，盖自古太平，未有若今之久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显德六年并论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年所进历年图，
司马温公稽古录卷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