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講司馬遷史記。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
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値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
第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
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
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而寫下的歷史。
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中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歷史事件的表現而成為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十二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歷史事件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造。
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尙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寫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
淸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尙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淸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尙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値諸位注意。
二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裏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倣，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裏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裏。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敍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値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够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
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莊老。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指，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那裏？短處在那裹？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
而太史公自序裏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
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
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尙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開國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
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
這就是把尙書和詩經並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眞尙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裏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
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
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
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裏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尙有何價値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那裏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著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麼？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注腳。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只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裏，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太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只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司馬談死了三年，果然司馬遷接他父親做太史官了。司馬遷接著說：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他說他父親講過，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這個作史責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來寫史記，是跟著周公、孔子而寫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後有孔子，再後五百年有他。諸位試把此一番話去讀孟子最後一章，孟子也就是這麼講。堯舜後多少年有湯武，湯武後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後多少年該有人出來才是。可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讀過孟子，都有他們的學術傳統。司馬遷又說：有人能紹續這明世，出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此易傳、春秋、詩書禮樂，在他那時都是經，還沒有史學。不過他是個歷史官，該要寫歷史，而所寫出來的則還是經學。我們也可說，這是太史公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
諸位今天認為中國舊史學全可不要，要學西洋新的。這也不錯。但西洋史學也應有本有原，從頭直下，怎麼來而到今天。你須先知道，才能繼續下去。做學問不能只叫自己做一個跑龍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個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個跑龍套，也須約略知得全本戲了才去做。要講西洋史學，也須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學史，然後回頭來寫中國歷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班固都不要。我們說：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歷史呀！諸位，這責任又是何等般的大！現在有個大問題。今天以後寫歷史，固是再不會有二十六史了，那麼下邊該怎麼？這不是個大問題嗎？
三
原來講了半天，要講太史公的創作，但他仍是繼續的舊傳統，周公、孔子一路而來，他自己講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記所特別用心的，乃是要學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講孔子春秋的話。我們上面都依照孟子來講春秋，現在要講司馬遷講春秋是如何般講。諸位且不要自己講春秋，且聽從前人講春秋。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從前人這麼講，我且也這麼講。當然孟子、太史公以下，還有別人講春秋，但我們總得有個挑選。如下面我們將講到劉知幾怎樣講春秋，譬如近代康有為、章太炎怎樣講春秋？但這是在我們不要講的範圍之內了。諸位莫說康有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太是古代了。但當知再過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還存在，還是個大人物；至於章太炎、康有為是否還是個大人物，便有問題。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於圖書館，給人家繙查批駁，只當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問太史公：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主張表彰六經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說：
佘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
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這二百四十二年中間，來講它的是是非非，要為天下立下一個標準，所以他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樣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達出來。這是司馬遷引述董仲舒講孔子春秋的話。太史公史記是學孔子春秋的，那麼在史記裏偶然講到漢高祖、漢武帝，有些處近似春秋貶天子，而後人偏認他為父親洩寃氣，作謗書，那怎麼能來講太史公的史記？史記不僅是要寫下漢代初年很多事情，還要在這很多事情中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說：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空講幾句話，不如在實際的事上來講，可以很深切、很著明。又說：
春秋，王道之大者也。
孔子要講天下之道，孔子說我若空講一番話，不如在過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見來表現出，這樣不對，這樣才對。所以曰：
春秋以道義。
孔子春秋只講個義不義，而在已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後來表達。故又說：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一部春秋裏，「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至於其他許多諸侯跑來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曉得多少。為什麼弄到這樣？所以說：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
又說：
春秋禮義之大宗。
這些話，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裏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書。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也不見這些話。太史公自序中說這幾句話，是他親聞之於董仲舒講孔子何為而作春秋。這一段話非常重要。至於太史公自己講，卻說：我的史記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記下就是。這是太史公之自謙。而且他並不能自己說：我也要來貶天子、退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裏把董仲舒的話詳細寫下？這篇自序實在是一篇極好的大文章。此刻我來講史記，其實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從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講在裏面了。
現在我們接到剛才所講，太史公怎麼來創造出他的一部史記，他的大創作。諸位不是大家要創作，不要守舊，不要摹倣，不要跟著別人嗎？但太史公卻只是跟著周公、孔子。他的創作，就從模倣中來。不然又怎麼叫所謂「學問」呢？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太史公史記創作，特別重要的是在體裁方面。我已講過，西周書以事為主，春秋、左傳是分著年講的，而太史公史記則分著人講。太史公為何在這分事、分年之外，特別重視人呢？其實這些我們已不用講，太史公自序裏已詳細交代過，他就是要學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為重嗎？今天我們學西方人講法，史學該講事，而中國古人則從頭下來重在人。我們也可說，至少從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為主了。如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後一定講到人的嗎？太史公又說：
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他寫這文章時，已經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經做過漢朝的太史官。那麼這些明聖盛德，我不能廢而不載。這些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我不能廢而不述。那是他父親告訴他要講的。他若不論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寫史記，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自從那時起到今天，寫歷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中心。事情背後有一個「禮義」，我剛才說過，「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而禮義則在人不在事。
若使我們今天立下一個題目要來研究中國史學觀點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個來源，這可以從中國古書一路寫下，直到太史公史記，遠有淵源。我想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大觀點，也可說是中國一番絕大的歷史哲學，而且亦是中國傳統學問中一絕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個周公、一個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當時。這不就是歷史應以人物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經表現無遺了嗎？
四
我今天講太史公史記，主要就講到這裏。下邊還有關於太史公史記裏很多問題，暫可按下不講。我再重複一遍，今天講的，接著上一堂講中國史學演進之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紀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傳。至於這三大階段中有很多問題，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見識來發揮。但諸位千萬不能隨便空想。一定要有書本，有證據。如我講中國古代，只講周公、孔子，講尙書。既然古文尙書是假的，今文尚書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書，而西周書一定與周公有關。我講孔子春秋，下面接著是左傳、公羊、穀梁，而講到史記。我這一大段講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話，句句可做我講演的證據。我們只要把那些有證有據的四面會通起來，直覺得我讀到古人書，卻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這在我們是學問上的一種快樂。
至於從前人講話有不對的，我們也該能下判斷。如說史記是一部謗書，因史記中如封禪書，乃是特別為他父親遺命而寫下。這些都是讀了上文，不讀下文，這即是不通。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讀一遍，兩千年來講史記的很多話，有眞有不眞，有對有不對，自能批評。所以讀書貴能熟，且莫多看，莫亂繙，更不要急速自己發揮意見。
近人做學問便不然。不仔細讀書，卻急欲找材料，發意見。要講史記，凡屬講史記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聰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記一書之眞相，也終於捉摸不到。若先只讀太史公自序，愈讀愈會有興趣；有了興趣，自會有聰明有見解。其他的話，我們也自會批評。這是今天我藉此機會來告訴諸位一個讀書做學問的方法。
我此一堂課，只如上國文課，只在講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話來講他作史記的緣起。那我也只是來講歷史，並無自己主張。若諸位說：我是讀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經感到很滿意。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到比司馬遷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來向古人學問。諸位說：人類是進化的。但進化有一段長遠的過程，一兩百年往往不見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更不能說我們比周公、孔子、司馬遷都進步了。今天雲太多，光明不出來，若我們能坐架飛機跑到上空，雲都在下面，上面是很乾浄的一片天空。諸位能讀一部春秋、一部史記讀通了的話，就如坐飛機到了雲的上層去，那時自能重見光明。若講材料，一年一年的積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傳多。左傳裏材料是記載得多，但左傳比不上孔子春秋。諸位讀史記，先該懂得這道理，不能拿著一部史記，從頭到尾把事情記得一淸二楚；這是你不會讀史記。太史公史記明明是學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賞史記的，在其記載事情之上，還有他一套。
諸位更不要說：我學近代史，學唐、宋史，史記和我無關。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實際上，我並不是要學史記，乃是要學司馬遷。你有了這一套聰明和見識，隨便學那一段時代的歷史，總是有辦法。所以我告訴諸位，做學問該要讀一部書，或幾部書。讀此幾部書，該要讀到此幾部書背後的人。史記背後有司馬遷其人，他一輩子就只寫一部史記。他自父親死了，隔三年，他就做歷史官。此下化他二十年精力寫一部史記。又如司馬溫公化了十九年寫一部資治通鑑，歐陽修修新唐書化了十七年，李延壽寫南北史也寫了十七年，班固漢書不知他化了幾十年，又是父子相傳下那工夫。我們只要懂得前人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講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