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接講班固的漢書。我們常稱「遷固」、「史漢」，見得班固漢書是和司馬遷史記立在平等地位的。漢書是中國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國斷代為史的第一部。史記實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他從黃帝下到漢武帝，稱漢武帝曰「今上」即現在的皇帝，可見它的體裁乃是一部從古到今的「通史」。但後人要承續史記接下卻很困難。每一部書應該有它自己一個系統，不易往上接。自從史記以後，就有很多人續史記，要接著史記寫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的傳，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書。而且這樣零碎地寫，也沒有個段落。到了班固，來一個「斷代史」，採用了史記後半部講漢代前半的，接著再寫漢代的後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漢亡為止，歷時兩百三十年，稱曰漢書，這樣就成了一部斷代史。此後的人，都待換了一朝代再來寫上一代的歷史，直到淸末，就成了二十五史。
在我認為，斷代史有它的必要。而且中國傳統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與國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個大一統政府，又比較可以說是長治久安，隔了兩三百年才換一個朝代。既然朝代換了，當然政治上也換了很多花樣。不僅政治如此，一個朝代弄到不能維持，要改朝換代，當然歷史也就跟著變。我們用此作分界來寫歷史，那是非常自然的。
近代人抱著一種歷史新觀點，認為中國歷史都只講朝代，漢、唐、宋、明只把帝王為重。這樣的批評，其實並不盡然。換了一個朝代，就表示歷史起了一個大變動，我們自應來寫一部歷史，把前面那一段記下。從班固漢書以後，一路到淸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後的中國，則不像從前了，不再會有一個一個的王朝興亡。此下歷史該經多少時期來整理一次呢？這就成了問題。隨時寫是不行的，過了多少時才該寫，此需有一客觀自然的標準。今天以後的歷史，只就我此一問題，就很困難。如今單是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是否應該寫一部歷史，來整理前面的六十年呢？這也成一說法。但六十年和六十一年，未必便該在這裏畫一個段落。其間有種種不方便。這是事實。
將來究該怎樣來不斷寫通史，並不曉得。但諸位讀歷史，第一應知，讀史都該注重近代史。第二應知，學歷史的定要能寫歷史。至於如何樣去寫？諸位都該先在心中構成一問題，該不斷討論思索。至少講來，班固漢書在淸代以前，確實不可否認的是開了一條寫史的新路。史書開始有紀傳體，是司馬遷的大功。而換了朝代立刻來寫一部歷史，這是班固的貢獻。以後正史都是學的班固漢書。這就無怪乎要「遷固」、「史漢」並稱了。
二
我們再說，自從司馬遷寫了史記，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斷有人來續史記。在班固前，西漢還沒有亡，已不曉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的來續史記。較著名的劉向、劉歆、揚雄，還有像馮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舉得出名字來的，總有二十人左右。中間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親，他也續史記，稱史記後傳，這是史記以後新寫的傳；據說寫了有幾十篇，也有說他寫了六十五篇。
班固漢書共一百卷，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連太史公寫的漢武帝以前的好多列傳都在內。項羽本紀還有陳涉世家，都改了列傳。而其中班彪就續寫了六十五篇。或許這些列傳，班固並沒有完全用，或許數人併一傳；至少班彪所寫的後傳，在漢書中所佔份量已很大。但我們無法在漢書裏找出那幾篇是班彪所寫，更無法來考查班彪當初所寫班固有沒有改動。大家只知班固漢書是跟著他父親所寫而來。固然我們不必硬要把漢書分作兩部看。但班固寫漢書時，有人告發他，說他「私改作國史」，因此下了獄，把他家裏書一併搜去。其弟班超為兄申辯說，其兄並未私改國史，乃是跟著他父親所寫後傳繼續寫下。班固獲釋後，漢廷派幾人來寫新的東漢開國史，班固也是其中之一。以後漢廷就令班固續完他的漢書。至於此書正名為漢書，怕是班固的事。從漢高祖開始到王莽，這一百卷漢書的體例，也該是班固所定。
班固漢書有本紀、有表、有志、有列傳，而無世家。依照太史公史記，封侯的都作世家。漢武帝以後封侯的人還很多，班彪寫後傳，恐已只叫列傳。只是斷代為史則或許是班固自創新體。自他出獄，朝廷正式派他寫完這部書，大槪有二十多年的工夫。可是書並沒有寫完，剩下八篇表，還有天文志。外戚竇憲得罪，班固也被下獄，死在獄中。但此書我們正可稱它作「官書」，因其是奉詔著作的。不如司馬遷史記，是他為武帝中書令時自動撰寫的。漢書主要內容是在昭、宣、元、成、哀、平，連王莽共七朝。他死後，有妹名昭，亦稱曹大家，奉漢廷命整理此書，補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政府還派了十位靑年來助班昭完成此舉，其中有後來負大名的馬融之兄續。天文志或許是他所續。因此這部漢書，不講別人，單從班彪到班固，再到他妹妹昭，還有像馬續，時間經歷了幾代。專是班固自己，也就花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工夫。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向、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裏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卷，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採用。而在葛洪抱朴子裏有一段話說：
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巻。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
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只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採取了劉歆的編錄，沒有用的只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
第一：劉歆書只是個雜錄，非有成書。
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絕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卷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卷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決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掦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六十年的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我想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裏特別詳及谷永，此人對劉歆發生著大影響。我在劉向歆父子年譜裏，說谷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莽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谷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三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儘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瞭解司馬遷一個活活的人。若我們只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
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敍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敍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掾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掾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著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麼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敍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龍。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著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讚過漢書則是事實。只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曄，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
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覈」，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覈，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覈」。若使文贍而不直，事詳而不覈，那就要不得。范曄接著又說：
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此說漢書敍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份壓低，或過份抬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乾浄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我覺得范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
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
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敍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太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絕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顚倒了。范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寃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豈不也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
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羣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
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
可見當時史家公論。范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范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
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値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淸。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
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曲曲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只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家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處所辨，也將被認為是一番不關痛癢之廢話，與史學無關。諸位若知做學問與讀書自有一條路，自己做人與論世，也自有一番胸襟與眼光。讀史書自也無以例外。
四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歆之所編錄，選材大槪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人。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家，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眞情滲入其間。又如他之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靑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淸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麼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眞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眞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
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敍事得體，范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范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才知講道理，讀歷史則只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儘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比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値得我們之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