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
当盘庚把都城从现郑州附近发现的可能为较早商都的隞（或嚣）迁到今安阳的殷时，毫无疑问，这个王朝统治下的大多数人已是耕种了数千年的土地上的农民。因而，农业自然是这个王朝财富的主要来源。自安阳发掘以来，已发表的主要依据甲骨刻辞写的关于农业发展的几篇重要文章，其作者都是著名的专门研究这种中国古代文字的古文字学家。下面三篇文章可作为例子，用以说明随着古文字研究的进展及农业科学知识的积累，对殷商农业的认识逐次增进的不同阶段。
吴其昌在1937年纪念商务印书馆著名的总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寿辰的专集中发表的论文代表第一个阶段。(1)这是一篇充满了当时固执己见的解释，而经受不住严格检验的文章。
第二阶段以胡厚宣的一篇重要论文为代表。胡原为董作宾的助手，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他到齐鲁大学。这所学校战时迁到成都，并邀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负责国学研究所。胡告别了中央研究院大多数成员在战时昆明所过的艰苦生活，辞去了他在研究所的工作。到成都后，利用他为董作见习生时摹写及研究发掘所得的甲骨刻辞的第一手资料，写了一篇关于殷代农业的重要文章(2)。这篇论文标志着客观地理解及无偏见地解释殷墟出土的原片甲骨刻辞的开始。
最近，可称第三个阶段的是从几个不同角度研究殷商时期农业，特别是当作史前遗物，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资料。张秉权在1970年出版的纪念“中央研究院”前院长王世杰的专辑上发表了关于殷代农业与气象的文章，成为这一阶段的代表。(3)
确切说出殷商朝领土的大致范围仍很困难。既然安阳是这个王朝最后的首都，所以就把它作为研究的起点。殷商王朝在此地是否建都273年仍有争论，但这里和邻近地区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是王国重要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看来是可以肯定的。
若我们看看现代安阳地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先看它的农业。我们这些多年在此进行田野工作的人自然知道小麦和棉花是两种主要农作物。但最重要的农作物仍是小米，这是华北的主食，稻米和小麦也是日常食物。在河南省普遍种植小麦，而稻米并不普遍。这个地区的农民也种土豆和玉米，但较少。
在上面提到的农作物中，大家知道，棉花、土豆和玉米是近千年内从外国引进的。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农作物是小麦、稻米和小米。其中小米被大量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遗址，经专家鉴定属两种不同的品种：Panicum milliaceum和Setaria italica。在中国的术语中也有不同的称呼，但这些涵义不是根据科学下的定义。如“黍”一般译为“圆锥花序的黏小米”或简称“变种小米”；而“稷”被译为“圆锥花序小米”。在华北，直到20世纪中期黍米仍是农民每天的食物。
很清楚，殷商时期一般是种植小麦和稻米，许多资料表明小麦、稻米是常见的作物，但尚不知民众对其消费程度如何。一些专家可能要提出关于稻的培育和小麦传播的技术问题，这不是我们要详加论述的；但这与当时社会经济基础有关，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实质，可稍为说几句。
人们常关心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供水量的问题。现在，安阳地区不种水稻，是因没有充足的水量。那末，三千年前供水量比较充足吗？许多考古学者回答是比较肯定的，这有两个理由。不少资料表明殷商时期安阳的气候较潮湿温暖，安阳附近有象、犀牛存在，而杨钟健对安阳动物的数量分析也表明，在大量驯养的动物中，水牛与猪的数量几乎相等(4)。一个更直接的证据，虽带有推论性质，但却十分重要，即关于黄河下游的流向问题。据历史地理学者的说法，黄河的下游曾向北流并在靠近大沽的渤海湾入海。据经学家胡渭的研究，直到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黄河是从这个方向流入海的(5)。这位著名学者认为，从大禹到周定王五年的一千多年时间内，黄河下游一直向北流。他的《禹贡锥指》被认为是近三百年来清朝学术的楷模。从公元前602年以来，历史文献记载黄河下游有五次大的改道：（1）王莽篡位的第二年，公元10年；（2）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3）金章宗五年，公元1194年；（4）忽必烈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5）明孝宗三年，公元1502年。作者引证的黄河下游的这几次改道，在历史记载上是很有名的；它表明，胡渭在精确的现代地理知识以前所作的研究，离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太远。
在安阳发掘的动物骨骼中，最使田野考古工作者惊奇的是一大块鲸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1公尺多，而且还有一些来自这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这些发现物清楚表明，在三千年以前安阳至少已有某种与海滨地区联系的方便交通工具。这些也给胡渭复原公元前602年以前黄河下游河道提供了证据。这种地理的复原似乎也获得了大多数历史地图集绘制者的支持，例如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赫尔曼地图集》即是。
在对甲骨记录中披露的殷代农业进行比较详细讨论之前，我想先概述一下殷商王国的经济资源，特别是三千年前华北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据现代地质学和甲骨文的研究，关于三千年前安阳的气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殷商时安阳的气候与现在大致一样。杰出的古文字学家董作宾为倡导者，他查阅了甲骨文中所有的资料以支持这种看法。(6)董的学生胡厚宣与董持不同的看法。他假定三千年前安阳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7)除卜辞的记述外，他还引证了其他考古资料如犀牛的存在等。总之，虽有一些人同意董的看法，但胡厚宣的论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杨钟健及其同事对安阳动物群的数量分析(8)这种证据，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如上所述，杨惊奇地发现，安阳动物群中，水牛是比其他类留下更多骨架的三种动物之一。据他估算，水牛骨有1000余块，至少相当于黄牛骨的3倍。这充分证明安阳的气候适于水牛生长的事实，就是说安阳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
这些情况，以及此时的黄河为一具有巨大水量的水道的事实，似能证明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不缺乏水的供应。这并不说明必然会造成胡厚宣所主张的那时安阳气候的潮湿、温暖。但地质学家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华北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大概常遭水灾，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开辟水道。这就使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部，即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布满了许多与黄河直接或间接相连的湖泊和小河。地质学家的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黄河水主要来源于喜马拉雅山在更新世时堆积起来的冰川的融化。无论降雨与否，几乎每年夏季都要泛滥，进入历史时期后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从更新世结束以来的中国北方的情况。若承认地质学家这种解释，那末殷商人驯养大群水牛也就有足够理由了。此时我们大概可对这一地区种植稻米作进一步探讨了。
可以回想起这样一件事。在甲骨文研究初期，甚至像罗振玉和王国维那样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也未能辨认甲骨文中的“稻”字。直到1934年，才华横溢的唐兰，综合多人的研究成果，首次给甲骨文的“稻”字以一个合理的解释。(9)唐兰的考释，相当一些人同意或支持，只有陈梦家例外，他认为此“稻”字代表与稻米完全不同的某个其他种类的谷物。
现代考古学多次证明，在古代，从浙江到湖北的长江流域地区都种稻。稻的遗迹也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上发现。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华北种稻的最早标志。至于安阳地区，尚未进行这样详细的考查。但自1934年以来，古文字研究者对甲骨文中常出现的新辨认出的“稻”字给予了密切的注意。日本古文字学者岛邦男非常辛苦地把甲骨文中的资料予以分类，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10)。据他统计，有111条记载“黍年”，至少19条记载“稻年”，似乎没有“小麦”的记载。依据这些比较数字判断，小米有更长的种植历史，而且比稻米有更广阔的分布地域。现代考古学还不清楚稻米的起源。据现代考古发现所示，中国南方首先种稻，而小麦可能是从外地引进的。因而，即使在殷商领土的河北、山东和河南省这些种稻的地方，其种植面积也比小米（黏小米或非黏小米）少。然而在甲骨文中发现稻米产量的记录几乎为小米的五分之一时，似乎表明在麦和稻的种植上，殷商人一定大力提倡源于长江流域地区的，直到晚近才种植的稻米。
商朝的远祖可能与首先种稻的长江流域土著居民有密切交往。商王朝以前的人与龙山文化时期的人有明显的密切联系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在安阳发掘时，我们的最引人注意而又迷惑了几批考古学者的地下建筑中包括地地下水沟。与这种地下建筑类似的例证最近在郑州附近一处更早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我们的谨慎的田野工作者对安阳发现的地下水沟从未给予任何进一步的、系统的解释。笔者现在认为，由于殷商的水稻种植在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得到证实，所以我们有可靠的依据认为地下沟网是殷商灌溉渠发展的遗迹。这样解释与该地区各种河流、池塘的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另外，安阳发现的沟似是盘庚迁都到此之前早商居民开挖的（图30）。
图30 小屯发现之地下沟渠，据推测为灌溉用
如果我们把稻米种植作为这时期该地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那末它就为殷商人的远祖与中国东南部尤其是淮河、长江流域的居民之间的联系提供了证据。这些以后还要谈到的重要联系，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许多在安阳发现的，但至今仍不十分清楚的其他考古现象。例如，釉陶即是其中之一。这种陶器开始出现于安阳陶器群中，其制造技术和器形完全是独特和陌生的。但是最近的考古发现已证实，最早的釉陶大概与位于安阳东南的江苏北部青莲岗文化有关。
另一例是养蚕。虽然丝本身已发现在安阳的青铜器和其他手工制品上，但还未进行科学鉴定。而“蚕”这个字确在一片甲骨刻辞中出现，并受某种祭享。看来殷商人已植桑养蚕。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显然为丝的遗物。若把所有零星发现的养蚕遗物的材料汇总一起，可看出虽然丝最早出现于仰韶时代，但可以更有理由推断它是早期长江流域文化的一部分。从钱山漾这样一个地方，在文明史开始前，丝、稻米和釉陶一道向北传播，于殷商时期更推进一步发展。
在我们结束谈论农业资源的问题前，还要说一说小麦。小麦很显然也是殷商时期主要谷物之一。很早前古文字学者推论小麦是从外国引进的，主要依据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最初甲骨文中的“麦”字也被释为“来”（“麥”—“来”）；从这个字有两个含义出发，他们推论这一定是由于华北的小麦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农作物。笔者认为这一推论是牵强附会，不能成立的。然而，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既无法支持也无法反驳这个推论。
无论如何，小麦在公元前3000年或更早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种植，大概已是个既成的事实。若甲骨文中记载的华北的小麦是从西方或其他地方引进的，这也不奇怪。据张秉权教授研究，小麦在中国种植，再晚也在最早的甲骨记录之前。(11)小麦的种植是否像小米那样普遍，这很难说。根据农业祭仪，包括在求雨、求禾、求年及许多其他祷告中提到的庄稼来判断，小麦无疑是当时主要农作物之一。
总之，最近五十年来学者们各种研究的结果，使我们有了关于殷商农业资源的丰富资料。毫无疑问，一般平民以小米为主要食品并酿酒，而小麦和稻米似为比较特权的人士食用。
张秉权根据甲骨记录中提到的与农产有关的各种地名，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考证；推测当时地域的分布，北至山西南部，西到陕西东部，东临山东的临淄，南及苏皖，东北至哪里他未确定。这大片的良田沃土似乎包括了后代史学家称为中原的大部分，无疑这也是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
商代人是否百分之百地过定居生活，这一直是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不少人认为殷商居民一部分仍过着放牧生活，甚至处于游猎阶段。羊和牛作祭牲屡见不鲜，据此可判断殷商人中一部分是王朝统治下的草原牧民。
下面谈一下自然资源。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殷商渔民和猎人有高超的手工技艺。商代人在石、蚌、骨上雕刻小鱼为护身符习以为常。鹿是安阳三种最多的动物之一。这与甲骨卜辞中田猎的记述共同说明：逐捕野兽是王室体育活动之一。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安阳及附近地区，或在西部靠太行山麓，有许多野兽经常出没的茂密森林，而沿黄河下游一带有不少产鱼的湖和溪。
手工艺、制造业和贸易
关于殷商的工艺技术将在下章的装饰艺术中论及，但在这里作一个概述，可增进我们对殷商文明的经济基础的了解。安阳考古发掘期间，出土的手工制品大大加深了我们这方面的认识。因为这里手工制品异常丰富，很容易按照一般的理解，根据手工制品的质料把它分成几组。笔者认为分以下几组较宜：（1）石业，包括所有的石制品，既有装饰品，也有实用器物；（2）陶业，包括所有陶器；（3）制骨业；（4）青铜业；（5）其他重要产业，包括纺织、建筑工程和交通运输等。还需指出，安阳出土的某些手工制品不能列入上面任何一组中，例如大概从外地输入的穿孔贝。但总的来说，上面的几组产业包括了这时期物质文明的最基本方面。下面简要讲讲四组较重要产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石业 在所有人造工具中，石器有着最古老的传统，至少远到考古学家能证实的时候。当然在20世纪，石器仍有各种用途。就安阳出土物来说，由于一个简单原因，我特别注意石制品。五四运动时期，许多新史学家认为殷商仍处于石器时代。所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发掘这个历史遗址时，除有字甲骨外，董作宾非常注意石器(12)。1952年，笔者对过去在安阳收集的全部有刃石器作了系统研究，约有444件标本(13)。这个数目与同一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的数目相比是微小的，它说明这种工具仅限于某些用途，其中多数可能是早期文化的残存物。尽管如此，正如我研究后指出的，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这就是青铜时代的殷商人仍使用石器，尤其是石斧、石刀。
安阳出土的石制产品大体可分为：（1）武器；（2）工具；（3）装饰片；（4）祭祀用品。在这四组石器中，大部分石制武器，特别是箭头，已被青铜代替，所以在安阳收集的石箭头除少数外，都是更早时期的残存物。但那时石制工具则广为应用。有刃工具如斧、刀、铲和挖掘工具等，显然仍普遍使用，这已被出土的殷商时期成千件标本所证实。同时，石制容器如碗、碟、臼和其他制品如硾石、磨盘等在殷墟也常发现。在装饰品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品中最奇特的一类，即一系列雕刻品。有些是建筑上的附加物，包括几个大理石猫头鹰和虎头怪物像，也有较小的雕刻物如鸟、猪和龟。一些大的雕刻物背上有长条形凹槽，表明它们原来可能是嵌在房屋墙上的角形隆起物上的。除装饰品外，还有一组大概仅在祭祀场合用的大家熟悉的璧和琮。后代这些物件大都是以玉为质料，但在殷商很少是用这种贵重石头制的。在这方面，应该提及，商代有些戈的援部似乎是由外观像玉的贵重石头制成的；但当仔细审查这种东西后，从技术意义上言，它们很少是真正的玉。它们不是缟玛瑙、蛋白石，就是玉髓或其他性质类似的石头，偶尔也发现真正的玉，但极少。
如果我们根据它们的制作方法将其分成等次，就会发现，殷商石制品有着从最粗糙的、原始的打击石器的方法到最精致、在技术上高级的制备阶段。例如，砾石用于柱础，无任何加工；箭头之类的武器用压或打下落片的方法；至于锤、斧、铲之类的大型工具的制作方法则根据石料的自然性状而不同。对于质地软的材料，简单的敲下小片修理一下即可；对硬的材料，一般采用锤击或凿的方法。对较珍贵又坚硬的石料，至少在最后一道工序时常用磨光法。磨光工艺，从安阳出土物看可分不同等级。对真正的玉，其制成品当然需要很高的技术；但安阳出土的大部分“美石”，不管真是玉或不是，都被精细地磨过。
陶业 这一类依其主要特征可分三组：（1）陶人像；（2）陶器；（3）杂类。陶人像发现较少，但很重要。其中有两个曾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他们都穿衣服，显然是囚犯，双手被绑（见第十二章的叙述）。奇怪的是，在十五次发掘中，这种人像一直很少发现。
陶器是此时的大宗产品。(14)第六章中我已对收集的主要部分予以简要介绍，但在这里我要较详细地研究这种产业的重要特征。
殷商时典型陶器可分为下列五类：
黑陶片总数达2655片，比第三类白陶多得多。此外，还有一片彩陶。
陶器较多的即第一类灰陶的一些特征值得注意。正如上面所说，它们占十五次田野发掘登记的25万片的90%。然而，它们的性质不同。虽大部分陶片有绳纹，但并不均匀地分布于表面，在压痕和结构方面也是有变化的。火候也不同，有些浅灰陶片看来烧得一致，但另外一些则不是这样。
将这组称灰陶，主要是多年来每个发掘者都熟悉的约定俗成的田野术语。当把各次发掘的出土物集中到一起时，如果更详细地分析比较，立即会发现这些灰陶不仅质地、硬度、表面纹饰不同，而且色调也不一。我最后将它们分为四级：（1）浅灰色；（2）标准灰色；（3）深灰色；（4）暗灰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色调愈深的，同一陶器上的陶色极不一致；浅灰色的陶器则无论器形如何复杂，整个器表颜色是均匀的。吴金鼎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华北的史前陶器，他认为浅灰陶反映技术的进步。这大概是殷商时代小屯制陶业的一项发展。
其他组器表面看来很一致，但也并非完全纯一。如比其他组更使人注目的白陶就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色度，雪白和稍发黄。这种陶器在中国和日本分析了多次，它的化学成分显示出与制作现代瓷器的高岭土惊人的相似。安阳白陶一个特征是这些陶器有精致的纹饰，与同一地点的青铜器相似。从器型学上来说，大多数白陶为豆形器——高座盘，也有三足和圈足的，很明显与青铜器的纹饰相近。应注意的还有一些硬度低而无装饰的白陶片。这些素面的软陶片，在安阳陶器研究中对于探讨白色器皿的起源和最终的源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在器形、图案和泥土混合等方面似乎更原始。
除了白陶，还要说说另一组不寻常的上釉硬陶。这一类大多数是瓿形器，器上有一刻纹装饰带，器盖大而呈碗形，盖至肩部。
正如笔者在《殷虚器物》那本专集中所述，陶器可分十类：（1）圜底；（2）平底；（3）圈足；（4）三足；（5）四足；（6—9）为新的类型保留的型号；（10）盖。这个分类很有实用意义，特别是当其他容器的器形，如青铜器、石制容器或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陶器放在一起比较，它可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标准。
第三组杂器包括大量的小器物，像大理石纹的陶环、陶网坠、纺轮和其他不知用途的器物等。
制骨业 按传统说法，骨器与石器一样古老。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周口店的北京人使用骨器刮削、挖掘。殷商时期这种产业已进入非常高的发展阶段，几乎与石业一样精致。在安阳发掘中，发现不少贮藏坑中有一半填的是未加工的骨料，很明显这是为制骨作坊收集的。安阳出土的骨器可分为两组。我先谈一谈占卜用的肩胛骨。在这个时期，占卜用的骨几乎限于牛肩胛骨和龟壳。这些可能由专门的人收集，还要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专门人员整治。完全可以这样假设，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可能属于特权阶层。
其他骨制品也需要有一定训练的制骨工人。首先应提到的是不同形状的骨箭头，它们多数用于打猎。在安阳发掘中这类遗物很丰富。日常使用的骨器有针、锥、削等。
在下一章中有两种器物将受到更多的注意。一种是柶（刮刀），在安阳收集的有几种不同形状。古物家总认为这是食具，但究竟作什么用仍需进一步研究。另一种是笄，商代妇女可能特别注意精心装饰头发，主要装饰物是用顶端雕刻的骨或玉制的笄。在丰足的年头，有些笄是用象牙和宝石雕刻而成，但保存下来的极少。
青铜业 安阳发掘的青铜器可分四组：礼器、武器、工具、供奉死者的小件器物。其中礼器和武器一开始就受到考古工作者的关注。日常使用的刀、切割器、斧等工具保存下来的极少。专供殉葬用的小型器物颇使田野考古者惊奇。也许应增加一个第五组，即装饰片，它们是双轮马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或木家具等组合物的一部分或附件。安阳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极多，最近笔者和万家保先生共同研究这些青铜器，每人研究特定的一组问题。因为万家保具有冶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他研究铸造问题。他根据田野工作者收集的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的铸造实验，以探讨商代青铜器的生产方法。笔者则专门研究不同青铜器的器形和演变、纹饰方法及其母题。我们二人多年持续工作的结果，是出了五本关于青铜礼器的专著，已在《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发表。(15)
这一研究的某些结果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在此谈一谈。首先在技术上，通过实物和实验证实了商代工人用块范法铸造青铜器。安阳田野考古工作者收集到几千片陶范，其中有的经拼合能复原。以此为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用哈佛—燕京社资助的一笔专款，建了一个研究安阳青铜铸造技术的小实验室。实验从根据商代青铜器的原型制作块范开始，它事实上是用以铸造的一个模型的负面。将泥范印在模型上，然后像陶器一样焙烧。当块范组合在一起后，组合的内面即是将要铸造的青铜器的外表的负面。技术细节比这里讲的复杂得多，对此感兴趣者可参看《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上的原文(16)。实验的第二步是探讨怎样将熔化的青铜汁浇注在组合的陶范内。此过程的详细情况已在原报告中用中文和英文介绍。只要说说用这种方法铸造的青铜器具有商代器物的独特标志即够了。这表明这种实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确定了商代青铜礼器都是用块范法铸造的。实验只限于青铜礼器。因为其他类器物未作实验，所以武器、工具和其他青铜器物是否都用块范法铸造还不能肯定。不能忘记提一下，据实验所示，我们能提供失蜡法在商代不存在的重要证据。这也很重要，因我们以前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的确存在于这一时期。
安阳出土的各种青铜器物的器形表示其不同的来源。其中有些无疑是土生土长的，其来源可上溯到史前时期，如武器中的戈、青铜礼器中的觚和工具中的刀等。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来源于与外地的交往，有一些可以肯定是与外国同源的，如武器中的矛和工具中的銎斧等。
笔者非常注意安阳收集的青铜礼器器形的演变。在殷商墓中普遍发现的爵和觚这两种容器的起源和演变已得到了明确的探求，它明显表明这是最名副其实的中国本地的发展物。其他明显为中国本地器物的三足和四足鼎、甗、斝等，也常在各种殷商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发现。还有一些青铜礼器如罍、壶、簋、甂、觯和卣等。对这些容器的探索结果表明它们是从华北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器形演变而来的。但对各种工具和武器却不能这样说。工具中如銎锛或斧几乎不能在中国找到其祖型，因而曾被当作在安阳时期很久前中国青铜时代受西方影响的确凿证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们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现，可能还有双轮车，是由于与外界交往的结果。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事实上，所有青铜礼器显示了地道的本地产品的特征。所以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就青铜文化的整体来说，武器和工具的发展究竟是在礼器之前还是在此之后。
其他产业 除上面介绍的四种殷商产业外，人们会注意到还有另外同样重要的产业，但因考古遗物太少，所以对它们的了解是很有限的。然而，在此我必须谈谈有关它们的情况。首先是由于砍割工具如短柄斧、斧、锛等的高度发展，那时木器业一定存在。某些木雕甚至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璋如在小屯发现了一个几乎完全腐朽了的木质漆豆的痕迹。侯家庄大墓中的许多遗物使我们联想到它们是精致的木制器物的腐朽部分。双轮马车上带有许多青铜零件，可以肯定车是木制的。最重要的是房子，无论地面上或地下的，没有木料几乎不能营建。遗憾的是其详情已完全不可知了。
除木器业外，应提一提纺织业。原来可能用于包裹的织布遗物，有时在青铜器和其他质料的器物上发现。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详细的考察。纤维可能是丝的。也许商代人用毛、麻和丝做衣服，但考古学者除了纺轮外，未发现任何与纺织业有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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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其昌：《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张菊生纪念论文集》（1937年）。
(2) 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又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5年）。
(3)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
(4) 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9年）。
(5) 胡渭：《禹贡锥指》，载《皇清经解》（1896年）。
(6) 董作宾：《殷历谱》卷九，第45页。
(7)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
(8) 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9年）。
(9) 唐兰：《殷虚文字记》，载《考古学社社刊》，第一期（1934年）。
(10) 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东京，大安株式会社。
(11)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载《史语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第306—307页。
(12) 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
(13) 李济：《殷虚有刃石器图说》，载《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册（1952年）。
(14) 参看李济：《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
(15) 这些出版物的目录，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中李济和万家保著述条目。
(16) 李济、万家保：《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载《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之《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