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帝制名实与皇帝崇拜
皇帝是绝对专制的君王；按理论，连他自己的父母也要向他表示臣服。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刘邦回到家中，对父亲行礼，父亲不敢当，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得意地对父亲说：“当初您常说我无赖，不置产业，不如哥哥刘仲。现在看一看，我与刘仲谁的产业更多？”（《史记·高祖本纪》）
任何人不能不顾皇帝而自由行动，所以先秦残余的游侠精神必须铲除。例如，汉武帝时，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有一个游侠叫郭解，轻财仗义，好为人打抱不平，在当地声望很高。为了充实京师，汉武帝下令将国内超过三百万的富户迁往茂陵居住，郭解虽然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由于他属于需要严加控制的豪杰巨侠，也在迁移之列。郭解终于被迁移到了关中，为他送行的豪客们送给他的礼金就达上千万，关中豪杰也争相与之结交。更有人为了维护他的威名而与人结怨，发生仇杀。最终，汉武帝下令拘捕郭解，将他灭族。
酷爱个人自由的人现在只有逃避人世，隐遁在人迹不到的深山穷谷，才能脱离皇帝的统治。东汉初年的严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他隐居山林，“披羊裘钓泽中”，虽光武帝遣使聘之，亦不愿入仕。
关于这个崇高无比的皇帝，当然有极隆重的名器制度，如皇帝自称“朕”，其言曰“制”“诏”，所居曰“禁中”，所至曰“幸”；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蔡邕《独断》）。一般人甚至渐渐感觉，虽无明文规定，连流俗通用而过于尊重的名号也只能施与皇帝。以帝王即位的年岁纪元虽是古制，但到汉代才有皇帝本位的繁复年号制度。年号为中国帝王纪年的名称。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公元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这也可说是一种新的名分，这样的一个皇帝几乎可说已超过人界，与神明相类，汉代的人并且拿皇帝甚至皇室当神明崇拜。不只死的皇帝是神，皇帝生时已经是神。
二 皇权与宦官幸臣
皇权是绝对的，但不免要受事实的限制。皇帝不过一人，大小诸事都须依赖别人。除国家政事须由各级官吏执行外，通常皇帝总有宦官与幸臣日夜陪伴在他左右。如汉武帝时，李延年擅歌舞，因他的妹妹受武帝宠幸，一门显贵。后来，李夫人早卒，李家渐渐失宠，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奸乱后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汉武帝下诏族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遇到有作为的帝王这种小人还可无大妨碍，但一个庸主就很容易受他们的包围摆弄，以致天下骚乱，甚至国本动摇。西汉末年，哀帝宠幸面首董贤，形影不离，甚至同榻而眠。董贤没什么功劳，竟官至大司马，位居三公，常居宫中，领尚书事，百官奏事都需经他手方能上达。朝政荒唐到如此地步。
三 皇权与外戚
第二种接近皇帝因而能左右政局的人就是后妃与后妃的父兄宗族。因为皇帝大规模的多妻制，所以宫中的情形总是非常复杂，因争宠而发生的惨剧甚多。同时宠妃的戚族往往操纵政治，后宫的阴谋与朝中的竞争因而时常打成一片，皇帝一人的私事可使全天下的人遭殃。固然英主可利用外戚，为国立功，如卫青、霍去病等。但无能的皇帝也可变成后族的傀儡。最后篡夺西汉帝位的王莽就是外戚。
王莽字巨君，西汉孝元皇后的侄儿，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声名远播。后被任命为大司马，从此把持朝政，在他的操纵下，他的女儿也顺利地成为汉平帝的皇后。平帝死后，他故意拥立幼帝，以便控制。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的禅让，改国号为“新”。
四 皇权与地方官
第三种在事实上限制皇权的就是天下郡国的地方官。他们与人民直接发生关系，国家法令的实施可以说全操在他们手中。律令本身虽然固定，但他们可以施行，可以不施行；可以从宽施行，可以从严施行；可以直解律文，可以曲解律文；可以为国为民做官，可以为己为家做官。多数的太守令长或者都是一般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中才。但有一部分的守令，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为公或为私，在当时的可能范围内，的确能使他们所治的郡县达到一种近乎理想的境界。
黄霸是西汉著名的官员，宣帝时任颍川（今河南禹州）太守，他制定安民条款，规劝黎民遵章守法，弃恶从善，勤事农桑，节约资财，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他常派官员微服私访，并亲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间，了解官吏情况，关心百姓疾苦。在颍川仼职八年期间，政治较为清明，故一时间，颍川出现了“太平盛世”，黄霸后来出任丞相。
龚遂字少卿，曾任昌邑王刘贺的郎中令，为人忠厚，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后来渤海郡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经官员举荐，七十多岁的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龚遂赴任至郡境，灾民便发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于是遂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布告发出后，官民对峙局面迅速缓和。龚遂不带兵卒，单车独行赴任，郡中翕然。龚遂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农民起义队伍看到龚遂的安抚教令，纷纷解散归田，民得以安居乐业。数年，渤海郡出现了一派升平的殷富景象，诉讼案件大为减少。
同时另外一部分的守令，无论动机如何，都能使他们治下的人民时刻处在恐怖的状态中。例如西汉的严延年，曾为河南太守，镇压豪强，手法严酷，据说曾将囚犯聚在一起会讯，流血数里，诛杀甚众，被称为“屠伯”。后为人所告，以诽谤朝廷罪被杀。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轻时督捕盗贼，杀人很多，逐渐升为广平都尉。他选择郡中豪勇者十余人当属官，让他们去督捕盗贼。如督捕不得力，便灭其家族。因为这个原因，齐地和赵地乡间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郡有了道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说后，升任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命令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豪强奸猾连坐犯罪的有一千余家。上书请示皇上，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中财产完全没收，偿还从前所得到的赃物。奏书送走不过两三日，就得到皇上的批准。案子判决上报，竟至于流血十余里。河内人都奇怪王温舒的奏书，以为神速。十二月结束了，郡里没有人敢说话，也无人敢夜晚行走，郊野没有因盗贼引起狗叫的现象。那少数没抓到的罪犯，逃到附近的郡国去了，待到把他们追捕抓回来时，正赶上春天了，王温舒跺脚叹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情就办完了。”
在理论上，循吏受赏升迁，酷吏受刑黜罢。但实际上，在如此庞大复杂的帝国中，大多数地方官政绩的实情恐怕永无达到皇帝的要求，一地的祸福在普通情形之下几乎完全要靠所谓父母官的才干与人格。
五 中兴之治
皇权政治通常会有种种难以避免的困难。但在汉室中兴后六十年的长久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外戚贵臣的操纵与佞幸宦官的捣乱；地方吏治虽严，并不似前汉般残酷。
光武帝刘秀长于民间，了解民生疾苦，熟知稼穑之艰，所以天下初定，能够休养生息，缓解王莽的弊政。当时方经大乱，人口稀少，民生大概比较容易维持。同时光武、明帝、章帝祖孙三代又可说都是少见的开明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发现“东汉功臣多近儒”的事实，他指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军事领袖“皆有儒者气象”。事实上，整个东汉一代，其官僚政治的人才基础，已经大体是儒生。刘秀平定天下后，知天下疲耗，厌倦武事。皇太子曾问攻战之事，刘秀说：“这不是你该问的。”刘秀还与功臣宴饮，席间谈笑风生，君臣其乐融融。
刘秀当政的时代，经常召集官员到御座之前，了解吏治得失及民间政治，又亲自考察地方主要官员，选用最有能力者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如杜诗为南阳太守，被当地民众尊称为“杜母”，任延、锡光改变边地落后风气，也有显著的政绩。
在这类百世难逢的因缘巧合之下，天下居然延续了两世的升平境界。这在帝制，甚至任何政制之下，不能不说是个例外。
六 听天由命之消极人民
专制皇帝的出现，并非偶然的现象，乃是必然的结果。全体的人民现在是一盘散沙，由上智到下愚都是绝对定命论的信徒，否认人类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能力。个人的祸福既由天降，只得凡事达观；旁人的祸福当然更无代为操心的必要，所以人人只顾自己的事，最多也不过顾到家族的事，社会国家的事无人负责。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个专制的皇帝才能勉强使天下不致土崩瓦裂，用强迫的方法叫每个消极的个人都与他发生关系，所以对内对外才能略具一点积极的状态。但皇帝也是人，有好有坏，可使天下蒙福，也可教万民遭殃。这也无可奈何，只有听凭他去，真到忍无可忍时，就盲目的暴动，甚至推翻昏君。暴动胜利的结果，不过照旧产生一个好坏只有天知道的异姓专制皇帝。
王充在《论衡》中说：“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孔子门徒七十有余，颜回早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称不幸，则知长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强调的就是命运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