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黄炎培挽百里

一九三八年十月,百里先生病逝广西宜山,我曾写了一篇悼念文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我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期的苏醒气息——朝气中,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我觉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近。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1〕。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替后世的飞行设计,构了许多幻想图,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样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在那时代还是很多,如米克兰哲罗〔2〕,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剖解这些专门技术的。)百里一生既是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擅长文史研究,诗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谈,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他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写了那段文章,后来读了张宗祥先生的纪念文。(张先生和百里先生,还有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为青年时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说起:百里先生在甲午前除了习制艺八比,喜欢历史及小说。他曾劝张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诩诩以文素臣自居。张氏觉得文素臣贪多务能,不合他的理想。张氏又说:“百里此后政治、哲理、外交、美术,靡不研讨。不徒以兵学擅长,则少年时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说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阴夏二铭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见理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扺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殒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

百里先生,于我当然是师辈,因为查猛济兄和我都是单师的门徒。查兄和百里先生又是内亲。因此,我在上海就见过这位风云的前辈。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二月五日〔3〕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五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二月五日〔4〕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正确。我对于百里先生的钦佩,就是这么开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诗中,有“论兵迈古闻中外,揽辔澄清志羽纶”句,也说百里是现代的诸葛呢。

“无端急景凋年夜,到处低徊遇古人。瓶里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来芬。雄狮伤后威犹在,白马归来画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梦到新正。”这一首诗,百里先生自注:“闻孙(即张宗祥)要我写字,即录丁丑除夕在巴黎柏林间所感,装些外国古董给他看。”甘必大,法国元帅,他的心,还在瓶中供养着。史来芬(今译施里芬),德国军事学家,墓前无人扫除,乱草纵横,墓铸一狮,受伤倦卧。“白马”句,系指法国名画家画拿翁(即拿破仑)凯旋归来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汉口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文章,真是轰动一时。稍微知道内幕的,都明白这是蒋百里先生的手笔。在一切宣传文字中,这是有内容,出于冷静观察,而以真挚感情来表达的杰出之作。

百里先生把这故事托之于一段神话,说:“上一年冬间,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又是旧习惯不适于新环境,看手表不过五点,但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是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只好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哪知道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了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转弯,我那时仍旧弄不清楚。忽然心机一转,问他有电话没有,他说:‘有。’我说那就费心打电话叫一部车子来罢。他说:‘那么请客厅坐一坐等车吧。’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十分佩服他,从此就订了极深切的交情。这本书是我从他笔记中间,片段的摘出来而稍加以整理的。”这一段,托之于夜遇仙翁,说得很有趣。

百里先生这篇文章,是借着莎士比亚的“汉姆来特”(今译哈姆雷特,下同)来着笔的。他说:“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汉姆来特更悲惨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依我们看法,他是懂得辩证发展的规律的,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这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他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这些话到今天看来,不正是先知的启示吗?

远见

百里先生逝世时,黄任之(炎培)先生挽联中说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这就把他的才学抱负都说出来了。当时,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蒋氏的《国防论》、《日本人》二书精义,写了挽联: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蒋百里一生,最关心国家命运,他虽是将帅门生遍天下,却是李广数奇,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而念念不忘“国防”与“抗敌”,看得非常远,非常细密。当时,张仲老(一麐)曾对我们说起一件事:那时,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庆。(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报得百里病殁宜山噩讯,漱溟失声长叹。仲老问了缘由,漱溟说:“我五年前在邹平(山东),得百里先生电云将特地过访,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识蒋,但闻其名,即覆电专诚相晤。百里如期至,乃适漱溟夫人病危弥留,无暇招待,百里参观后,不暇深谈。未几相遇于青岛,百里问我:‘君知我前至邹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于乡村。始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吗?”仲老说:“中国本少参谋人才,而若百里之学识,尤为军人中所绝无仅有的,这是朋友们所共同承认的。”

中日战争前夕,百里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学真崎、荒木诸人,知道中日关系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从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国的心脏,中国的乌克兰。一旦战事爆发,沿海一带首遭蹂躏,工业计划应着眼于山岳地带,而便利防空及军事守险,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百里和实业部专员讨论炼钢计划说: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的马鞍山,大冶的铁和安徽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发生对外战争,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炼钢厂应该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质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张向美大量购买柴油(那时油价比自来水稍贵),而设储油池于庐山、衡山及武陵山脉川湘边境。(油池设在山洞中,以防敌机轰炸。)他说中日战争发生,大本营应设在芷江、洪江一带,那一地区有森林,有矿产,又有沅江流贯其间,乃是天然的国防地带。(空军基地设在昆明。)在“七七事变”前一年,他能作出这样的军事设计,可说是远见了。

附: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

曹聚仁

我很早就读过蒋先生所著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商务本),那本书的序文,系梁启超所作,梁氏自谓动笔作序,一写便不能自休,后来竟是子息大于娘本,只能单独出本,替本史另作一序。那本因作序而写成的,即是有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商务本)。梁氏的概论,也是开山工作,自有独到之处;不过定要把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潮,比附之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我个人总以为大可不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在那黎明时的苏醒气息——朝气,并不只是倾向到异教思潮。

要比附的话,我倒觉得清末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波澜、人物性格,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颇为相似。如可比附的话,我倒想把蒋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论,他是科学家、画家,又是雕塑名家,又尝为工程师,在北意大利开了一条运河,又曾在米兰造了许多堡垒,他又是音乐家,格物学家,军事学家,而且为后世飞行设计的幻想人,他真够得上“多才多艺”四字的赞语。这种多方面光芒的人物,当时还很多,即如米克兰哲罗也是身兼绘画、雕塑、建筑、工程、诗人、生理解剖等技术的。蒋先生一生既为军事学家,又为政论家,又擅长文史研究,字也写得很好,也是多方面,其谈讲说述,滔滔不绝,风趣横溢,也颇有文西的气概。他著作《欧洲文艺复兴史》,对于那时期的气息,体会得很亲切,文字中也流露着闪眼的光芒。

我个人对于研究系那一群人的政治手腕,心中总不敢苟同;(或者由于我个人所受的理学气氛而来。)但对于研究系人物的学问风度却非常佩服。我为什么提起研究系呢?因为研究系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可以撇开政见同异政党感情来作公平论断了。研究系的人物,如蔡锷、梁启超、黄选新、张君劢张东荪……都是多方面的人物,蒋先生并可以说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我们若认为研究系的思想气氛,即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气氛,这话也不算十分牵强吧!

为什么一个大变动时代的人物,不只扮演一种角色,而要扮演许许多多样式的角色?史家解释满洲的人文主义,说是一种活泼新奇的人生观,对于人生现实发生乐趣,富有自信力,为青春狂热所鼓动。人人对于现况乐观,对于世间一切都觉得有办法,即有尝试为之的精神。当其对旧的表示厌恶,对于一切新的即爱接受,自然而然,要多方面去尝试了。蒋先生文字中所带来的乐观气氛,即是这一种活泼新奇的气氛,它之所能吸引人亦在此。

假使以上的话,不算十分曲解,那就算我在蒋先生的垄柏上所挂的剑了!

注释

〔1〕今译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蒋百里在其《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对达·芬奇的评价为:“于文学、美术、科学、哲学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其多才多艺为历史上所未曾有。”“艺术家以知立者,其明智之光能烛万物之微而无不入。”

〔2〕今译米开朗琪罗(Nichel-anze Baonarroti),蒋百里对其评价为:“艺术家之以力成者,其精神之强能挟万物以趋而无不动。”

〔3〕此处疑作者笔误。在曹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均为“二月七日”。事实上,在其所著《中国抗战画史》中将“一·二八”淞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自初战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陆军到达上海为一阶段”;“从二月七日,日陆军参加战斗,到二月二十三日庙行之战为第二阶段”。

〔4〕曹聚仁在其《采访外记》(三联书店版)中提及这一段,他如是写道:“(蒋百里)说:‘陆相杉山昨日晋谒天皇,这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从长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计七日早晨,可运到一个师团。’果然,二月七日,日本的第九师团,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此说法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