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著作。

一、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一九〇二年—一九〇四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一九〇四年秋—一九〇六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一九〇六年春—一九〇九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一九〇九年春—一九一〇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学教员

一九一〇年秋—一九一一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一二年春—一九二六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佥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一九二六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一九二七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一九二七年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劣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芾一册,以为纪念耳。

到了九时,我要去上京沪夜车了,握着这版画集告别,又忻喜,又惆怅,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送我下楼出门,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字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二、致死之由

鲁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虽经医师给了好几回警告,他却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谁都知道肺病是必须安心调养的,何况他自己是懂得医学的,但是他竟不能这样做!本年四月五日给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胡涂,以为不过是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见他气喘未痊,神色极惫,瘦削不成样子,才知道这病势严重,极为担心,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六月初,景宋来信云病体已转危为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确乎已渐恢复。医师劝他转地疗养,我便竭力怂恿,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云:

贱恙时作时止,毕究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病势拖久,原是极可忧虑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间有记述D医师诊断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再检视两年前他的手札,如云:“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优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十二月九日)话虽如此,其实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过劳而加剧罢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终不能优游,直到临死的前日,还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赶快做”。……

三、生平和著作

鲁迅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稍有识者都已知道,原无须多说。至于他之所以伟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中心博爱,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鲁迅是仁智双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顾视清高,观察深刻,能够揭破社会的黑暗,抉发民族的劣根性,这非有真冷静不能办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顾到那愁苦可怜的劳动社会的生活,描写得极其逼真,而且灵动有力。他的一支笔,从表面看,有时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实是藏着极大的同情,字中有泪的。这非有真热烈不能办到的。欲明此意,只将《呐喊》中的《阿Q正传》和《彷徨》中的《祝福》两篇,比照对看便知。

鲁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万言以上的创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伟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为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这仁智双修言行一致八个字,乃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有人以为鲁迅多怒,好骂是一个缺点,骂他者和被骂者都不是他的敌手,实在不值得费这许多光阴,化这许多气力去对付,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殊不知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看准了缺点,就要愤怒,就要攻击,甚而至于要轻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我从来不会看到鲁迅有谩骂,倒是只看见他的慎重。他的骂人是极有分寸,适如其分,连用字都非常谨严,仿佛戥子秤过似的。所谓“以直报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举一个例,就可以概见其余。当一九二五年初,《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许多人大开书目,陆续发表,连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写了十四个大字,叫做: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后面有附注(见《华盖集》)。可见自命为青年的导师的,不见得胜任愉快,而他的谨慎工夫,则真可为青年的领导。

又有人以为鲁迅多疑,这是确的,他曾经有自白,例如《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然而旧社会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凶残,每每有出于他的猜疑之外的,这又从何说起呢!例如《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所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又有人以为鲁迅长于世故,却又有人以为他不通世故,其实都不尽然,只是与时宜不合罢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调集》)里说得很明白:

……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这种使人扫兴的事,那些更“‘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者决不会做,而鲁迅热情难遏,偏要“说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鲁迅逝世后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