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一、文学家还是著述家

作为教育家的许寿裳(1883—1948),已经日渐隐入历史深处;而作为章太炎弟子、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则仍然被广大读者所记忆。这自然是“立言”的结果——只要你稍微涉猎章太炎或鲁迅研究,就很难回避许先生所撰《章炳麟》(1945)、《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47)、《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我所认识的鲁迅》(1952)等。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寿裳先生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或者称“许寿裳也是我国有影响的人物传记专家、作家”,也无不可。

不过,一般人所理解的“文学家”,大都是才情横溢、文采风流,与许先生的诚挚、笃实、平淡、自然,相去甚远。更何况,许先生不以驰骋想象见长,所撰多为“实录”性质的传记或回忆录。因此,称其为“著述家”,或许更稳妥些。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转化视角,在学术史上,而不是在文学史上讨论许先生的贡献。

去年逝世的鲁迅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对许著《亡友鲁迅印象记》等赞不绝口,称其“是有关鲁迅的重要文献,而文笔醇朴,亲切动人,其本身也富有文学价值”;而近年活跃于学界及文坛的孙郁,对此也深有同感:“我读许氏的著作,深感其温和敦厚之气,内中有着质朴、纯正的风韵。许寿裳国学根底深,又通西学,故对鲁迅的感知,视界开阔,不拘于凡俗。虽然缺少哲人的目光,对鲁迅精神深广之处探颐有限,但对其人品、文风、境界的把握,独到深厚,非外人可及。”对于这些表彰许著的文字,我心有戚戚焉;只是谈到单靠这几本好书,能否“使许先生厕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家之林而毫不逊色”,我始终有些犹豫。

说白了,我对于许寿裳先生的文学才华,其实是颇有怀疑的。与鲁迅、许寿裳交往甚多的孙伏园,曾用小说笔法,讲述许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逸事:

在东京求学时代,鲁迅先生兄弟与许先生同居一处,许先生于学术研究之余,亦颇有志于创作。一夕,他对鲁迅先生说,今晚一定要创作了。鲁迅先生见他亲自到西洋料理店去买了点心来,而且亲自准备咖啡,鲁迅先生兄弟相约不要去扰乱他。等到夜深入静,鲁迅先生将要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去窥探他的创作已经有了多少。出人意料,鲁迅先生说,“西洋点心只吃了一块,咖啡已经冷了,季黼靠在桌上睡着了,而稿纸还是空白的。”

既然是逸事,难保没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不过,如果了解当初许寿裳曾与周氏兄弟等相约,筹办《新生》杂志,这故事或许还有些影子。我甚至还怀疑,这故事的讲述者,很可能就是鲁迅,因其幽默中包含着善意,不伤人,但很能见性情。

本不以文学见长的许寿裳先生,受尊师章太炎的教诲、挚友鲁迅的感染,再加上那代人普遍良好的古文修养,一旦著述,颇见神采。换句话说,许先生回忆鲁迅等书之所以可读、可传,“工夫在诗外”。因此,我主张暂时搁置其“文学技巧”或“修辞手法”的探讨,也无须汲汲于将其抬进本就相当拥挤的“文学殿堂”。

二、从《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到《章炳麟》

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大概都会记得该书第七节“从章先生学”。此文以及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民报社听讲》、任鸿隽的《记章太炎先生》、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等,都涉及令人神往的章太炎东京讲学。其中,许寿裳的“追忆”,是“始作俑者”。《亡友鲁迅印象记》明明迟至1947年方才出版,为何将其置于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前?那是因为,“从章先生学”一节的轮廓,其实早就见于十年前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熟悉鲁迅著述及史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鲁迅撰于1936年10月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与许寿裳撰于1936年8月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一强调“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一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二者互相发明,配合默契。细读文本,你还会发现,鲁迅的引录《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二诗,摘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及专门提及章先生为八人小班讲授《说文解字》等,都是依据许寿裳文章提供的资料。

叙述角度颇有差异,文章境界也显高低,但鲁文基于许文的提示,这点毫无疑义。撰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名文前半个月,鲁迅曾给许寿裳去信,其中有曰:

得《青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末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死”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

章太炎的狱中诗,许寿裳编《浙江潮》时曾予以刊出,“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惜”;至于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许文竟抄录了整整四页,原因是: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故特地多抄如上。

许寿裳的这些追忆,显然很让鲁迅动容,也因此勾起了不少陈年往事。对比鲁迅之抱怨浙江所刻《章氏丛书》,“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以及称“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其实是吃亏,上当的”,与许文的上述表达,可谓若合符节。

至于鲁迅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的“欲以佛法救中国”,指的是许寿裳文章中的这么一段话:

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其不善者改良之,善者顶礼膜拜之,以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对于鲁迅的批评,许寿裳是口服心服的。日后所撰《章炳麟》一书,虽设专节谈论章太炎“经子及佛学上的贡献”,却不再发挥“佛法救国”的空想了。

其实,这段“公案”,许寿裳本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十三节“看佛经”中,已经公开挑明。除了全文引录鲁迅去世前二十四天写的这封长信,许寿裳还对同是读佛经的太炎先生师徒,下了这么个断语:“先生和鲁迅师弟二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

三、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

从善如流的许寿裳先生,显然很看重鲁迅的这封回信,日后撰写《章炳麟》,不只不再妄谈佛法救国,更重要的是,一再强调章太炎的革命家身份,希望其不被“国学大师”所遮蔽。而在我看来,许的这一坚持,与其对鲁迅的尊崇与信任大有关系。

1944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来信,邀请许寿裳为其主编的丛书《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撰写《章炳麟》一书。虽“山居无书参考,颇费踌躇”,许还是当仁不让,开始四处寻觅资料。好不容易借到1936年《制言》杂志的章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上面既有许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也有诸多师友的怀念文章,《章炳麟》的撰写,这才得以顺利展开。半年后,全书杀青,在寄稿的同时,许寿裳给潘公展去信(1945年3月31日),郑重声明:

章先生为革命元勋,同时为国学大师,世人仅注意后一点,不足以明真相,拙稿双方并重,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成此字数。

同年11月,应邀为《教育全书》撰一万五千言的“章炳麟传略”,交稿时,许寿裳同样奉上一“附带声明”:

章先生为国学大师,著述精深独到,三百年来无第二人,贡献于学术上及教育上者甚大。又为革命元勋,惜世人多不明了。今拙稿于此双方兼顾,而文字力求简要,删而又删,故不超过所限字数。

如此叮嘱再三,可见许先生对此兼及“学问”与“革命”的论述策略,是何等重视。

主编《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将章太炎置于第三辑“学术先进”,很大程度是全书体例使然。潘公展为这套丛书所撰“编纂旨趣”,称:“我认为建国文化是建筑在两大基础上:第一是发扬固有的优良文化,从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学工艺,迎头赶上。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个基础上的许多基石之一。”至于选择“基石”的标准,不外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与此相适应,也就有了第一辑“民族伟人”、第二辑“历代贤豪”、第三辑“学术先进”的区分。

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要不当时已成名家,要不日后大有发展。1946年南京版《章炳麟》后面,附有该丛书的总目,值得选摘(括号里面是该传的作者):第一辑“民族伟人”共九种,包括黄帝钱穆)、孔子(黎东方)、秦始皇(顾颉刚)、汉武帝(缪凤林)、唐太宗(罗香林)、明太祖吴晗)、孙总理(邹鲁)等;第二辑“历代贤豪”共十五种,包括勾践(卫聚贤)、诸葛亮(祝秀侠)、武则天(蓝文徵)、岳飞(邓广铭)、文天祥(王梦鸥)、郑成功(郑德坤)、洪秀全(罗尔纲)、林则徐(魏应祺)等;第三辑“学术先进”共十五种,包括老子(张默生)、墨子(罗根泽)、屈原游国恩)、司马迁(汪辟疆)、韩愈李长之)、玄奘(苏渊雷)、徐光启(方豪)、顾炎武(谭其骧)、曾国藩(萧一山)、梁启超(吴其昌)、章炳麟(许寿裳)等。细察丛书的整体框架,置章太炎于“学术先进”,定位其实相当准确。况且,对于许著的兼及“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主编并无异议。

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好处是见闻真确,态度虔诚,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可也面临很难回避的陷阱,那就是“为尊者讳”,拼命拔高,言过其实。比如,称“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这样的说法,便很难让人信服。好在接下来的具体评说,还是很有见地的:

独有先生出类拔萃,虽则他的入手工夫也是在小学,然而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的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

熟悉章太炎著述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品鉴,大都是借用或化用章氏本人的自述。这正是此书的最大特点:熟读《章氏丛书》,大量摘引原文。如此“以章说章”,对于学术评传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其实,这种写作,大有来头,追摹的是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及清代的谱牒学,称自撰年谱价值最高,其次便属“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而“可以观一时代思想”的“学者之谱”,要想写好,并不容易。

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

以我的观察,许寿裳之为尊师作传,所凭借的学术资源,并非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式的“传记文学”,而是清人的“学案”以及梁启超所评述的“学者之谱”。

《章炳麟》一书,最见功力的,无疑是“革命元勋的章先生”和“国学大师的章先生”两章。可第一章“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这大帽子的功能,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至于第四章“先生晚年的志行”,涉及章太炎晚年的日常生活、学术兴趣以及政治立场,是全书的补充,也是必要的强调。全书的结构很特别,始终将政治史与学术史的思路扭结在一起,不即不离。落实到具体事件,便是不完全遵从时间顺序,随时“按下”与“提起”。比如,第二章讲述章太炎《民报》时期的工作,故意按下最为精彩的为鲁迅等讲学不表,留给了第三章,以便突出其“革命不忘讲学”(第十四节的题目,真的就叫“革命不忘讲学”)。而在第四章设“对于全面抗日的遗志”专节,既符合全面抗战这一著述背景,同时再次凸显全书宗旨:章太炎不仅仅是“国学大师”。考虑到丛书第三辑的命名——“学术先进”,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

四、传记文学与师友情谊

在追忆许寿裳先生时,孙伏园说了这么一段话:“章太炎先生的早期弟子们,既不忘师说,也不泥师说,日有进境而成为纯科学态度的学者的,许寿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人。”笼统地说许先生学业有成,那没问题;可要说章太炎的弟子中“不泥师说”且“日有进境”者,许先生其实算不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宣统二年(1910年)则,提及其亡命日本时之“提奖光复,未尝废学”,称:

弟子成就者,蕲(州)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太炎先生一贯特立独行,评论时事以及品鉴人物,不太受流俗影响。在“自定年谱”中,不提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有政治立场歧异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角度考量,这三位“文化名流”都不能算是其“得意门生”。鲁迅说,“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并非只是自我调侃。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与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鲁迅撰有《门外文谈》,也有编《中国字体变迁史》的计划,但并非以此名家;许寿裳去世前一年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学生讲授“文字学”,课余编著《文字学概要》讲稿,可也说不上光大师门。

作为学者的许寿裳,虽有若干教育学文章,以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历代考试制度述要》等著作传世,但都说不上十分精彩。真正让读者难以忘怀的,还是《章炳麟》、《亡友鲁迅印象记》等传记作品。好友台静农在《追思》一文中,提及许先生谦冲慈祥、临事不苟的个性,以及弘通致用的学术风格,下面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

先生一生与章太炎、蔡孑民、鲁迅先生关系最深,这三位先生都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大师,以先生长于传记的文笔,不幸仅写出章先生一传,蔡先生传尚未及下笔,鲁迅先生的止成印象记一书,而一代文献所寄的前辈,竟在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事变之来,真不知从何说起。

称许寿裳乃“一代文献所寄”,表彰其“长于传记的文笔”,我以为是知人论世。实际上,日后学者之褒扬许先生文章“朴实淡雅,具有一种自然之美”、“言简意赅,毫无渲染”、“他的叙述既客观,又有生活气息和感情色彩”等”,指的也都是这几种传记作品。

说到“传记”写作,自然不能忽略许先生曾在大学开设“传记文学”课程。据许世瑛编《先君许寿裳年谱》,我们知道,1940年就任华西大学文学院英庚款国学讲座,许先生开设的课程是《传记研究》和《中国小说史》;同年5月2日撰有《谈传记文学》一文,只是未详出处。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许寿裳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传记的研究与写作。至于具体成果,除了广为人知的章太炎、鲁迅的传记,还包括《〈宋平子先生评传〉序》、《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蔡孑民先生的生活》、《俞曲园先生的思想》和《李慈铭〈秋梦〉乐府本事考》等。单从表面上看,文体五花八门,有序,有考,有回忆,也有评述,但大的思路相当一致,那就是借对于乡里先贤或师友的生平及著述的考辨,展开人物研究。广义地说,这些都可以称作“传记写作”。

读袁珂的《悼忆许寿裳师》,我们大致能领会到,许寿裳先生的“传记文学”课程,不是很成功。只有两个学生,可“许师却丝毫不苟,每上课前一定要在图书馆里钩稽群籍,作充分的准备”;有一回只剩下袁珂一人,面对如此难堪局面,“许师却从容一如平时,干脆不去写黑板了,而把他写好的讲义,放在我的课桌上,亲身站在我面前,认真讲课直到下课铃声叮当叮当地响起来”。这些描述,固然显示许先生教学的认真,以及处变不惊的绅士风度,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体味到其内心的寂寞。许先生认真编写的“传记文学”讲义,未见行世;但这一不太成功的“研究”,对其写作却很有意义。

要说许先生的传记写作,相对于其学术准备,我更看重的是“师友情谊”。孙郁表扬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文采与气象,后面还有一句:“鲁迅有这样的知己,可谓幸事。”这是从著作方面立论;反过来,正因为有了鲁迅这样的知己,方才成就许寿裳的文章。文章的好坏,固然依赖于个人才情,但与描写对象不无关系。全祖望《梨洲先生〈思旧录〉序》,劈头就是:

予尝谓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这话大有讲究。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从小见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眼界很高,其追怀朋好,杂糅见闻,这样的文章自是有别于小桥流水、小家碧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特别赞扬全祖望“最会描写学者面目”,比如说黄梨洲、顾亭林,刘献廷钱谦益毛奇龄等,都是三言两语,就能写活一个人。所谓全氏“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固然在理;但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当世第一流人物,本身行事特异,性格鲜明,确有可写处。换句话说,不管是黄宗羲的《思旧录》,还是全祖望诸多慷慨壮烈的碑传,确实是“亦赖一时人物以玉成之”。

同样道理,许寿裳的传记作品之所以可读、可传,与其得天独厚的师友交谊大有关系。据许世玮《父亲许寿裳生活杂忆》称:

在他被杀害前不久,他与我在院子里闲聊,当谈及他的著作时,他忽然说:“我有鲁迅、蔡元培先生这样两个知己,一生总算没有白过。”说这话时态度非常庄重,我听了不由得一愣。是啊,有这么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为知己是光荣的,也值得自豪!

这虽是家属几十年后的追忆,但大致可信。对于许寿裳来说,“值得自豪”的,不仅仅是蔡元培、鲁迅这两位知己,还有宋恕、章炳麟这两位尊师。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许寿裳残留的自传手稿,恰好谈的是“余年十九在杭州读书,最得益的老师是宋平子先生”,以及留学东京时,“曾于每星期日到太炎先生寓所听讲小学”。

许寿裳对这二师二友,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1937年,应夏丏尊之邀,许为《中学生》杂志撰稿,批评何健的“明令读经案”,称:“我对于嗜好的读书。愿意贡献一点小小的意见:(一)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二)少捧国粹,多捧‘人粹’。”接下来的论述,引证鲁迅的《青年必读书》和《十四年的“读经”》、宋平子的《国粹论》、章太炎的《广论语骈枝》,以及蔡元培关于公民道德的一段话。在同一篇文章中,“四大护法”全部出场,正所谓念兹在兹。能服善,肯表彰师友,而且语调不卑不亢,此乃许寿裳为人为文的最大特色。

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许寿裳称,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这二十五年中,“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这并非高自标榜,许广平也曾描述鲁迅与许寿裳的“兄弟怡怡之情”:

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不(?)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

所谓“师友情谊”,与学问大小没有关系。就像今人之谈论陈寅恪吴宓、钱锺书与郑朝宗,如果非要挑剔双方学问上是否旗鼓相当,未免过于势利了些。许寿裳的思想不及鲁迅深刻、文章也不如鲁迅华美,但二人之间生死不渝的情谊,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再说,鲁迅孤寂的心灵,其实是需要亲人以及朋友的安慰与支持的。

表彰尊师的“大传”,与追怀好友的“回忆录”,不用说,后者更容易放得开。同样朴实真挚、情深意切,《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挥洒自如,与《章炳麟》的体例谨严,各有千秋。更重要的是,二书同样包含大量第一手资料。许广平为《亡友鲁迅印象记》所撰《读后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赠《章炳麟》:

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

不是肯不肯,而是能不能。没有几十年的交谊以及足够的崇敬之心,还有大致与之相副的笔墨,是写不出《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章炳麟》这样的好书的。

五、荡开去的笔墨

撰写传记时,不管是专书还是单篇,许寿裳总喜欢荡开去,引入一些个人交谊以及生活琐事。这样一来,文章不刻板,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对“传记文学”有过专门研究的许先生,肯定懂得这个诀窍。

轮到我来谈论许先生及其著述,同样希望将笔墨荡开去。像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我之关注许寿裳,最初确实是由于鲁迅以及章太炎的缘故。许著之由“资料库”变成“研究对象”,很大程度缘于两次有趣的游历。十年前,在东京大学访学时,我曾对照旧地图,从鲁迅及许寿裳等居住的“伍舍”,步行到章太炎讲学的民报社旧址。经历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二战”末期美军的大轰炸,民报社遗址云云,自是荡然无存。穿行于车水马龙之间,遥想八九十年前的往事,只能说是一种“心灵的游历”。但冥冥之中,感觉上离章太炎、周氏兄弟、许寿裳等又走近了一步。

前年秋冬,我有幸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讲学一学期。上任的第二天,系主任送了一册刚刚印制完成的《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1929—2001)》,其中的“沿革”部分称:19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这所创办于1929年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国立台湾大学”,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文学院下设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得以正式成立:

唯当时百废待兴,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参与规画(划)。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中由许寿裳、乔大壮二先生相继担任系主任,二先生旋相继去世。三十七年八月,台静农先生出任系主任,其后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对本系之稳定与发展贡献甚巨。

细读“年表”及“传记”,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1948年2月许寿裳被害,一个月后,原本任教于台师大的许世瑛被台大中国文学系聘为兼任副教授(13页),1952年8月改聘为兼任教授(17页),1972年7月方才离职(45页)。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位小许先生,可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五岁时鲁迅为其开蒙、上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时鲁迅为其开列书目。又比如,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如毛子水、董作宾、洪炎秋、戴君仁、台静农等,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稣,难怪我到此讲学,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的办公室在文学院二楼,正对着为纪念傅斯年校长(又一位北大校友!)而建的“傅钟”,每回在走廊里漫步,想象着许寿裳、毛子水、台静农等我熟悉并景仰的先辈,也曾在这里徜徉、攀谈、嬉笑,有一种充实且幸福的感觉。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文化氛围”。记得周作人说过,“我们于生活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还有,追求生活在历史文化氛围中,这些“无用的装点”,确实像周作人所说的,“愈精练愈好”。

真没想到,回北大一年后,我再次遭遇许寿裳先生。不过,这回是在书本上。拜读过许先生的诸多著述,最想推介的,还属《章炳麟》。那是因为,许先生所撰鲁迅各书,包括1947年10月上海峨眉出版社初刊、1953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1947年6月台湾文化协进会初刊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编的《我所认识的鲁迅》等,广为研究者阅读与征引;需要专家“导读”的,是相对落寞的《章炳麟》。

说《章炳麟》“落寞”,也只是相对而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林辰编《许寿裳文录》,其中的《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一文,实即《章炳麟》第三章;1987年,重庆出版社推出重排的《章炳麟》。这两种书,各印了千余册,依据的都是“字迹模糊之处甚多”的土纸本(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2003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刊行倪墨炎、陈九英编《许寿裳文集》上下卷,其中《章炳麟》一书用的是1946年南京胜利出版公司的本子。上海版收罗颇广,除几部专门著作外,更旁及集外文、诗集、书信以及纪念文录(据《编辑说明》,此举得益于许先生家乡先后出版的《许寿裳纪念集》、《许寿裳诗集》、《许寿裳书信选集》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即便如此,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一册轻便且校勘精良的《章炳麟》,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4年2月13日于京西圆明园新居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