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况一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无怪其然了。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如下:

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而袁世凯则仍有运用阴谋,图遂其个人野心的余地。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但为避免战祸,且急图推翻清朝起见,遂亦暂时加以利用。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于是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因南方的空气较为清新,要其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自然不肯来,乃嗾使京、津保定的兵哗变。民党乃只得听其在北京就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自秘密的革命团体变成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暂难措手,主张国民党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则专办实业。然是时的国民党员不能服从党纪,不听。二年四月八日,国会既开,国民党议员乃欲借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从法律上来限制袁氏。这如何会有效?酝酿复酝酿,到底有二年七月间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鉴于前此以纪律不严而败,所以此次以服从党魁为重要的条件。然一时亦未能为有效的活动。而袁氏在国内,则从解散国民党,进而停止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解散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召开约法会议,擅将宪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修改为《中华民国约法》,世称为《新约法》,而称《临时约法》为《旧约法》。又立参议院,令其代行立法权。共和政体,不绝如缕。至四年底,卒有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之举。于是护国军起于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湖南,先后响应。山东、陕西境内,亦有反对帝制的军队。袁氏派兵攻击,因人心不顺,无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顺利,乃于五年三月间下令将帝制取消,商请南方停战。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事势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职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问题乃得自然解决。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到袁氏身败名裂之后,野心军人就更想乘机弄权。当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时,江苏将军就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这已经不成话了。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更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势力。六年二月,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我国与德绝交。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而谋对德参战。议案被国会阁置。各省、区督军、都统遂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黎总统旋免段祺瑞之职。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继之。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黎总统无可如何,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共商国是。张勋至天津,迫胁黎总统解散国会而后入。七月一日,竟挟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总统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克复京城。张勋所扶翼的清朝亡。流了无量数有名无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华民国,因军人、政客私意的交争,而几至于倾覆。论理,同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应该可以悔过了。然而社会现象,哪有如此简单?北方的军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借口于复辟之时,中华民国业经中断,可仿民国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参议院,不知当复辟的十一天中,所谓溥仪者,号令只行于一城;我们即使退一百步,承认当时督军团中的督军,可以受令于溥仪,而西南诸省固自在,中华民国,何尝一日中断来?然而这句话何从向当时的政客说起?于是云南、两广,当国会解散时,宣布径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以大元帅任行政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后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之政务院赞襄之,以行使军政府之行政权。北方则召集参政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内部,尚不免于战争。九年七月,北方的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回直隶,和段祺瑞所统率的定国军作战。定国军败,段氏退职,是为皖、直之战。南方亦因心力不齐,总裁中如孙中山等均离粤。是年十月,以粤军而驻扎于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粤,政务总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再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五月五日就职。陈炯明遂进兵平定广西。

段祺瑞

是时北方: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湖南军队进攻湖北,王占元败走。旋为吴佩孚所败,进陷岳州,川军东下,亦为佩孚所败。十一年四五月间,奉军在近畿和直军冲突,奉军败退出关。孙中山本在广西筹备北伐。是年四月间,将大本营移至韶关。陈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军入江西。六月,徐世昌辞职。曹锟等电黎元洪请复位。元洪复电,要求各巡阅使、督军先释兵柄,旋复许先行入都。撤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孙中山宣言:直系诸将,应将所部半数,先行改为工兵,余则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方能饬所部罢兵。未几,广西粤军回粤,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上海。岁杪,滇、桂军在粤的及粤军的一部分讨陈。陈炯明再走惠州。十二年二月,孙中山乃再回广州,以大元帅的名义主持政务。然滇、桂军并不肯进取东江,在广东方面的军事,遂成相持之局。此时北方各督军中,惟浙江卢永祥通电说,冯国璋代理的期限既满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终,不肯承认黎元洪之复职为合法。东三省则自奉、直战后,即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而以吉、黑两省督军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余则悉集于直系旗帜之下。南方如陈炯明及四川省内的军人,亦多与之相结的。直系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而祸患即起于其本身。十二年六月间,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十月,曹锟遂以贿选为大总统,于十月就职。同时公布宪法。浙江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及东三省皆通电讨曹,然亦未能出兵。十三年九月,江、浙战起,奉、直之战继之,直系孙传芳自福建入浙,卢永祥败走。北方则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军,自称国民第一军。胡景翼、孙岳应之,称国民第二、第三军。吴佩孚方与张作霖相持于山海关,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军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相会,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开善后会议,先解决时局纠纷,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其所谓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诫国民党员勿得加入。于是会商仍无结果。是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是时北方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后胡景翼卒,孙岳改为督办陕西军务事宜。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以奉军南下,齐燮元走海外。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均属奉系人物。直系残余势力,惟萧耀南仍踞湖北,孙传芳仍据浙江,吴佩孚亦仍居鸡公山。十四年十月,孙传芳入江苏。杨宇霆、姜登选皆退走。孙军北上至徐州。十一月,吴佩孚亦起于汉口。奉军驻扎关内的郭松龄出关攻张作霖,以为日本人所阻,败死。冯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济南,与张宗昌合。吴佩孚初称讨奉,后又与张作霖合攻冯玉祥,冯军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无复首领。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张作霖

先是孙中山以八年十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十二年十一月,又加改组。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始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平东江。还军平定滇、桂军之叛。广西亦来附。改组政府为委员制。十五年一月,开全国代表第二次大会。六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通过迅速北伐案。七月,克长沙。九月,下汉阳、汉口,围武昌,至十月而下。十一月,平江西。冯玉祥之国民军,亦以是月入陕,十二月,达潼关。东江之国民军,先以十月入福建。明年,国民军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与冯玉祥之军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两军,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党事起,宁、汉分裂,至七月间乃复合作。明年,一月,再北伐。至五月入济南,而五三惨案作。国民军绕道德州北伐。张作霖于六月三日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至十二月九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而统一之业告成。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当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以改革币制及振兴东三省的实业,以新课盐税和东三省的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因革命军起,事未有成。至民国时代,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变为六国,旋美国又退出,变为五国,所借的款项,则变为善后大借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欧战起,乃有日本和英国合兵攻下胶州湾之举。日本因此而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复因胶济沿路的撤兵,和青岛及潍县、济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废,而有《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及胶济铁路日方归中、日合办的照会,由于复文有“欣然同意”字样,致伏巴黎和会失败之根。其后虽有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其第一条,即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获实现。自欧战以后,德、奥、俄所订的条约,均为平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有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致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