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
除原始的部落酋长之外，人类社会的政治元首大多是世袭的。有的民族始终维持世袭的制度，如中国由殷商至辛亥革命的情形。有的民族半路做些异样的尝试，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人与近代的西洋人。今日的世界，在西洋文化的笼罩之下，呈现一个人类开化后的空前现象，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大致消灭。多数的国家都是共和国；少数的国家只维持一个傀儡的世袭君主，实权却操在另外一个选举的或用他法产生的执政者的手中。真有实权的君主在今日已是凤毛麟角。所以名义上保有君主的国家，实际也可说都是共和国。
但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件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于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形已经非常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德、俄、意三国。三国的独裁者虽然都用“合法”的方式产生，但实际都是终身职，最少也是无限期职。在其余的国家，或多或少，也都有同样的趋势，不久的未来恐怕也终不免要追随潮流。
但再反过来看，政治上任何实权者的世袭制度，在今日的世界绝无地位。在从前君主世袭与神权信仰有不可分的关系。太远的将来无人敢说，但最近的未来大概神权信仰不会复兴，所以也不会有世袭专制的君主制度发生。在这种微妙的情形之下，实权者的承继问题于最近的将来在许多国中都必要发生，于较远的将来恐怕世界各国都不免要逢到这个难关。现在的人类究竟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无人敢给一个武断的答案。但在前代，在较小的范围以内，人类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曾得到勉强满意的解决方法。最重要的例子大概要算罗马帝 国的皇帝与回教初期的教主，两者都是专制的，但都不是世袭的。
罗马帝国皇帝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罗马已经成了地中海上最大的势力。多数的国家都已被罗马征服，其余名义上仍然独立的各国实际也都成了罗马的势力范围。罗马帝国至此可说已经成立。但传统的政治制度只适于城邦的范围，不能维持一个广大的帝国。况且帝国的疆域仍在继续扩张，武人的势力因而日大。代替旧制的帝国政制是此后六七十年间无形之中建设起来的。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元老院是罗马城与罗马帝国中的最高政治机关，凡仍然在职与已经去职的重要官员都是元老。所以名义上元老的权柄虽然有限，实际上大权都操在他们手里。公民会议仍然存在。但罗马没有代议制，罗马公民遍天下，公民会议到会的实际却只有罗马城内与附近的人民。这些人大半没有固定的职业与财产，对一切既不满意又不负责，所以极易受人操纵利用。元老阶级以及对现状满意的人至此都联合一起，称为贵族阵线（Optimates）。城内一般流动的公民、资本家、少数的贵族与其他一切对现状不满意的人也联合一起，称为平民阵线（Populares）。这种党派的分歧与政权的争夺在当初还有意义，还表现一种真正的政争。一方面赞成少数人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统治天下，一方面赞成全体公民为全体公民的利益而统治被征服的各民族。但两条阵线的原意不久都消没净尽，当初的各种口号都成了独裁者的护符。原来有帝国而没有皇帝，在贵族阵线与平民阵线的纠纷之下就产生了一个专制的皇帝。
最早的独裁者是马略（Marius），是平民阵线的领袖，在非洲打仗屡次胜利之后，于公元前104年被选为宪法上地位最高的执政官（Consul）。上等社会的人已都不愿当兵，征兵制不能维持。马略见到此点，于是改革军政，正式募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从此军队遂成为将军个人的职业兵，国家军队的性质日愈淡薄。最少我们可说，军队直接是将军个人的军队，只间接才是国家的军队。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最强大的将军与国家无形相混，甚至合一。
继马略而起的是贵族阵线的苏拉（Sulla），也是军人。在公元前82年他勉强元老院正式给他无限的独裁权。苏拉虽然没有皇帝的名号，实际他可说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的皇帝。
马略与苏拉还真正是两个相抗的阵线的领袖，此后的独裁者就难说了。便利时，他们可与或左或右的一个阵线合作，但大致他们是以个人训练的军队为最后的靠山，两个阵线都成了傀儡。
苏拉死后，不久三个独裁者同时并出（公元前60年），就是庞培（Pompey）、克拉苏（Crassus）与凯撒（Julius Caesar），临时三雄合作，组成三头政治。在三头中，庞培地位最高，当时的人就给他一个半正式的称号——“首领”（Princeps）。但三个伟人当然难以合作，一度冲突之后，凯撒胜利，二年之间（公元前46年—前44年）他成了全帝国的独裁者。但少数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旧日的共和政体不能忘情，最后用暗杀的手段将凯撒推翻。
正如用复兴六国的名义把秦推翻之后，列国分立的局面并未恢复；凯撒被刺后，共和政体也绝无挽回的可能。结果只有多付一次大乱的代价而已。共和主义者能把独裁者杀掉，但不能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原来相信民众会赞成他们“除暴”的举动，岂知结果大失所望，多数的人民似乎感觉：独裁的好坏是另一问题，实际目前除独裁外别无维持天下安宁的方法。所以经过十四年的大乱之后，在公元前30年一个新的独裁者又出现，就是屋大维（Octavius）。至此一切恢复旧制的幻想都已消散，帝国各地都呼屋大维为“世界的救星”。 这正与垓下之战后没有人再喊“铲除暴政”或“恢复六国”一类的口号一样。
但屋大维秉性谨慎，对凯撒的命运时刻未忘。所以共和制度虽已推倒，他决定在实际独裁的局面之下仍维持共和的外表。名义上一切仍旧，但屋大维在宪法上有几种特权与特殊名号，使他实际的地位远超宪法之上：
（一）至尊权——在共和旧制之下，国家最高元首的执政官有至尊权，就是行政上的最高权。但前此至尊权的期限为一年，现在屋大维的至尊权屡次地延长，实际等于终身的权力。
（二）至尊号——在至尊权的制度之下，最重要的就是全国军队的统率权。在统率军队时，领有至尊权的人可用“至尊号”，也可说是大元帅。后来罗马历代的皇帝普通都用此为常号，近代西洋文字中emperor或 empereur一类的名词都由此演化而出。在中文我们普通译为中国历史上同类的名词——“皇帝”。
（三）保民权——罗马原有保民官（Tribune），乃是平民阶级的官吏，在宪法上有全权去防止或禁止任何贵族个人或团体对任何平民个人或团体有欺压的行动。宪法并承认保民官的“神圣”地位，任何人对他的身体或生命若有侵犯，就与亵渎神明同罪。现在屋大维不居保民官的地位，而终身领有保民官的职权与神圣性。
（四）其他特权——
1. 宣战与讲和权。
2. 元老院与公民会议的召聚权。这就等于说两个会议实际都由皇帝操持。
3. 一切正式聚会中占据最高座位的权利。
（五）首领（Princeps）——这是一个半正式的称呼，以前的独裁者多曾用过。后来元老院感觉“首领”一词不够尊崇，就又正式称屋大维为“国父”（Paterpatnae）。但这个名词始终没有流行，最通用的还是半正式的“首领”。
（六）奥古斯都（Augustus）——这是屋大维与后来历任皇帝惟一正式的特别名号，就是“至尊无上”的意思。这只是一个尊号，与任何的特权无关。但这个正式的称号与非正式的“首领”可表示当时的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承认独裁制的不可避免，因而情愿创造两个宪法以外的尊号。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这个新旧调和的办法未尝不好，惟一的缺点就是承继问题的虚悬。因为在理论上罗马仍为共和国，一切地位与权柄都创自元老院或公民会议，所以世袭制当然不能成立。也恰巧屋大维没有儿子，所以世袭的问题也没有发生。在理论上，屋大维死后，或退职后，由元老院再选派一人担任，应当没有问题。但现在实际的制度是独裁，这种纸上的办法完全行不通。屋大维在生前也见到这一点，为避免将来再起内乱，他感到非预先暗中指定承继人不可。他当初四个亲信的人都壮年死去，未得继位。最后他决定以他的义子提比略（Tiberius）为嗣，使他也接受保民权与至尊权，所以全帝国都知道他是皇帝心目中的承继人。屋大维死后，无人提出异议，提比略安然继位。
提比略原已享受至尊权，所以屋大维死后他就成了当然的大元帅，无形之间承继了屋大维的地位。但提比略也极力地尊重宪法的外表，正式召聚元老院会议，请他们选定屋大维的承继人。元老院也知趣，就把屋大维生前所享受的一切特权与名号都加在提比略身上。从此这就成了惯例，每代的皇帝生前都指定实际的承继人，而由元老院将来正式承认。
41年皇帝加利古拉（Caligula）被暗杀，生前并未指定承继人。元老院因加利古拉生前暴虐，于是就讨论恢复旧日名实相符的共和制度的问题。但在元老院雄辩未决的时候，御卫队已先发动，代他们决定，拉·克劳底（Claudius）出来为大元帅。元老院无法，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许多天花乱坠的长篇演说都中途打断。
克劳底的承继者尼禄（Nero）暴虐无道，激起内乱；同时他又未指定承继人。68年变乱四起，尼禄自杀。四个武人争位，都各由军队拥护为皇帝。次年韦斯帕申（Vespasian）胜利，由元老院承认为首领。韦斯帕申后来出其子提多（Titus）承继。这虽实际上等于世袭，但名义上仍为选举。提多也是先接受至尊权与保民权，在父亲死后借此两种特权而当然继位。
提多由其弟多密申（Domitian）承继。96年多密申被暗杀，无人继位。至此元老院虽有机会，也不再妄想恢复共和，于是选举了一个老好先生的尼尔瓦（Nerva）为皇帝。尼尔瓦感觉自己太庸碌无能，就以武人特拉燕（Trajan）为义子，并给他至尊权与保民权。
特拉燕忽略了承继问题，生前未按惯例指定承继人，到临死时才认亚第盎（Hadrian）为义子（117年）。元老院与军队虽都表示承认，但因亚第盎当初并未被默认为承继人，也未享有至尊权与保民权，所以另外有武人反对。所幸反对派即被平定，未再引起大规模的内乱。此后60年间（117年—180年）承继问题一按惯例解决，历代皇帝都指定承继人，并都以承继人为义子。
180年后，罗马帝国二百年的盛期已经过去，乱时多，治时少，承继的问题也时常发生。但一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时（476年）帝位在理论上始终不是世袭的，在实际上也不都是世袭的。甚至到最后东罗马帝国灭亡的1453年时，帝位在理论上仍非世袭的私产。
由上面的简表看来，罗马帝国帝位的承继法可总论如下：
1.在理论上帝位不是世袭的，实际上也大多不是世袭的。
2.最普通的承继法是由在位的皇帝于生前指定承继人，承继人并且在皇帝生前就享有特权，以便将来能不留痕迹而继位。但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默认惯例，无人公开地考虑这个方法，大家都只“心照不宣”而已。
3.皇帝大多以承继人为义子。这与政制本身无关，只能算为一个以人情辅助公事的办法。
4.凡不按惯例指定承继人时，或因故未得指定承继人时，结果往往是引起内乱或招致军队的跋扈干涉。
5.屋大维以后几乎无人再相信旧日的共和制度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也很少有人想推翻独裁皇帝的制度，虽然始终大家不肯承认帝位是一人一家的私产。
回教初期教主
阿拉伯人自古就分为两种：游牧人与城居人，游牧人散居内地沙漠地带，牧畜为生，迁移无定，组织极为散漫。城居人聚住沿海肥地，有城郭，以商业与简单的农业为生。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岸的麦加（Mecca）与麦地那（Medina）。但城市间的距离甚远，不利于共同的政治组织。无论土著与游牧，政治组织都停顿在部落的阶段。以往在半岛各地间或有比较广大的国家出现，但都是暂时的。在回教兴起之前，部落组织是常态。
每个部落或城市，各有自己的神祗与宗教。但麦加是全民族所承认的共同圣地，城中有庙名嘎巴（Kaaba）或立体庙。庙中有神像三百六十座，乃全民族在各地所崇拜的神祗的总汇。庙墙中有黑石一块，尤为全体阿拉伯人所崇敬。每年一度，全半岛的人都到麦加朝圣，一方面朝拜立体庙中的群神，而尤其重要的是向神圣的黑石示敬。这种松散的宗教仪式，可说是回教兴起前阿拉伯人惟一民族意识的表现。
加强民族意识，统一各部落与各城市，使这本来一盘散沙的民族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势力的——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所创的宗教简而易行，感人的能力非常之深。他毁掉各地的神像，圣庙中的三百六十座神像也被废弃。但立体庙本身与墙中的黑石却仍保留，照旧被奉为圣地。代替旧日繁复信仰的新宗教非常简单，信条只有一段，妇需皆可背诵明了“除惟二真宰（Allah）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Prophet）”。这二句话的力量，不是我们今日的人所能想象的。穆罕默德用这二句话，在十年之内统一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死后，他的承继者靠这一句话，在一百年内征服了东至中央亚细亚西至西班牙的一个大帝国。
此前阿拉伯各部落的酋长本由各部落推选。但现在情形大变，全民族在短期间已经统一，实权者的承继问题甚为重大。穆罕默德自己生前对此并未预定计划；同时他又无子，所以世袭制也谈不到。至于一般信徒，看穆罕默德几同神明，不信他也会如凡人一样的死去。一旦首领薨逝，大家都无所适从。在穆罕默德左右地位最为重要的有阿布伯克（Abu Bekr）、欧玛（Omar）与阿里（Ali）三人。632年穆罕默德死，回教中要人遂公选阿布伯克继位，为最初创教者的代表或“哈利发”（Caliph）。这个地位是宗教而兼政治的，可说是一个有政权的教主。教主在理论上由全民选举，选举后宗教权与政治权都集于一身。但阿布伯克实际是由少数人选出的。
阿布伯克德高望重，选举未成严重的问题，但也几乎引起内部的分裂。许多部落由于习惯的关系，又欲恢复原始分散独立的状态。但一切叛乱都被阿布伯克平定，从此半岛内部未再发生严重的分裂问题。
阿布伯克见到无限制的选举有引起内乱的危险，所以在生前就向左右指定欧玛为最适宜的承继人。634年阿布伯克死，左右尊重他的意见，就正式选举欧玛为教主。
欧玛感觉继位法有固定化的需要，于是生前就指定六位元老为选举委员，将来他们由自己内部互选一人为教主。欧玛有子，但不肯假公济私，没有指定儿子为承继人，并且也未派他为选举委员之一。644年欧玛死，六位选举委员中的欧斯曼（Osman）被选为继位的教主。
欧斯曼腐败，引起反抗，656年被刺杀而死。他生前并未指定承继人，也没有预定选举法。反对派遂拥阿里为教主。回教内部的分裂由此开始，661年阿里亦遭刺杀。从此教主的地位变成阴谋与争夺的对象，回教共和国无形结束，统一的或各地分立的回教国都成了世袭专制的政体。
回教共和国虽只维持了三四十年，阿拉伯的情形虽与罗马帝国不一样，但承继法却大同小异。阿布伯克以后两代的教主都因被预先指定而未成问题。第四代因未指定，又未预定选举法，内乱于是发生，共和国竟至因而结束。回教不似罗马，未得演化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承继惯例。但阿里以前几次的蝉联似乎是正在对着一个固定惯例的方向走去，可惜尚未成功就被世袭制打断。
结 论
“历史不重述自己”——History does not repeat itself。我们不敢说20世纪西洋各国的独裁者也都要用罗马与回教那种实际指定而名义选举的方法产生承继人。但在制度的范围以内，我们很难想象其他更为妥当或更为自然的方法。西洋又有一句与上面所引证正相反的老话“天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 new thing under the sun！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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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春秋时代
一
春秋时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发展上，都可说是最美满的阶段。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战国。它仍保有封建时代的侠义与礼数，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乱与不安；它已具有战国时代的齐整与秩序，但尚未染有战国的紧张与残酷。人世间并没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但在人力可能达到的境界中，春秋时代可说是与此种理想最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时代，是文化发展上的第一个大阶段。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时代有三种特征。第一，政治的主权是分化的。在整个的文化区域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称王（如中国的殷周），或称皇帝（如欧西的所谓中古时代）。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天下的土地与人民，虽然大家在理论上或者承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所直辖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分的王畿，并且在王畿之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的状态。至于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实际各自为政，只在理论上附属于帝王。但诸侯在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他只自留国土的一小部份，大部土地要封与许多卿大夫，分别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绝对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于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类推，在理论上，封建贵族的等级可以多至无限，政治的主权也可一层一层地分化，以至无穷。实际的人生虽然不似数学的理论，但封建政治之与“近代国家”正正相反，是非常显明的事实。
封建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法定地位。人类自有史以来，最少自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来，阶级的分别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但大半的时期，这种阶级的分别只是实际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认并且清清楚楚规定的。只有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等级、业务、权利、责任，是由公认的法则所分派的。
封建时代的第三个特征是经济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邑，而非私产。自由买卖，最少在理论上不可能，实际上也是不多见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层一层地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邑。土地最后的用处，当然是粮食的生产。生产粮食是庶民农夫的责任，各级的贵族，由帝王以及极其微贱的小士族，都把他们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给农夫耕种。由这种农业经济的立场看，土地称为井田（中国）或佃庄（欧西）。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绝无自由买卖的办法，井田可说是一种授给农夫的“采”，不过在当时“封”或“采”一类的名词只应用于贵族间的关系上，对平民不肯援用此种高尚的文字而已。
总括一句：封建时代没有统一的国家，没有自由流动的社会，没有自然流通的经济。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都以贵族为中心。贵族渐渐由原始的状态建起一种豪侠的精神与义气的理想，一般的纠纠武夫渐渐为斯文礼仪的制度所克服，成了文武兼备的君子。但在这种发育滋长的过程中，政治社会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乱的，小规模的战事甚为普遍，一般人的生活时常处在不安的状态中。
封建时代，普通约有五六百年。封建的晚期，当初本不太强的帝王渐渐全成傀儡，把原有的一点权力也大部丧失。各国内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级的小贵族也趋于失败。夺上御下，占尽一切利益的，是中间的一级，就是诸侯（中国）或国王（欧西）。最后他们各把封疆之内完全统一，使全体的贵族都听他们指挥，同时他们自己却完全脱离了天下共主的羁绊。列国的局面成立了，这就是春秋时代。
二
主权分化的现象，到春秋时代已不存在。整个的天下虽未统一，但列国的内部却是主权集中的。社会中的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在政治各部辅助国君的也以贵族居多。但实际平民升为贵族已非不可能，并且也不太难。在经济方面，井田的制度也未正式推翻，但自由买卖的风气已相当地流行。各国内部既已统一，小的纷乱当然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国际间的战争，而少见封建时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战乱。真正的外交，也创始于此时。贵族的侠义精神与礼节仪式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与国家的利益冲突的条件之下（有时即或小有冲突，也不要紧），他们对待国界之外的人也是尽量地有义有礼。国际的战争，大致仍很公开，以正面的冲突为主，奇谋诡计是例外的情形。先要定期请战，就是后世所谓“下战书”，就是欧西所谓宣战。“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的现象，春秋时代绝不如此无礼。晋楚战于城濮，楚帅成得臣向晋请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这几句话，说得如何的委曲婉转！
晋文公派人回答说：“寡君闻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请见。”答辞也可说与请战辞针锋相对。
战争开始之前，双方都先排列阵势，然后方才开战，正如足球戏的预先安排队形一样。有的人甚至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攻击阵势未就的敌人。宋襄公与楚战于泓水，宋人已成列，楚人尚未渡水。有人劝襄公乘楚人半渡而突击敌军，宋君不肯。楚军渡水，阵势未成又有人劝他利用机会，他仍拒绝。最后宋军战败，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并且后来因伤致死。这虽是一个极端的例，但却可代表春秋时代的侠义精神，与战国时代惟利是图的风气大异其趣。
春秋时代的战争，死伤并不甚多，战场之上也有许多的礼数。例如晋楚战于邲，晋人败逃，楚人随后追逐。晋军中一辆战车忽然停滞不动。后随的楚车 并不利用机会去擒俘，反指教晋人如何修理军辆，以便前进。修好之后，楚人又追，终于让晋军逃掉！
虽在酣战之中，若见对方的国君，也当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恭行臣礼。晋楚战于鄢陵，晋将却至三见楚王，每见必下车，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楚王于战事仍然进行之中，派人到晋军去慰劳，却至如此不厌再三的行礼，却至与楚使客气了半天，使臣才又回楚军。在同一的战役中，晋栾鍼看见楚令尹子重的旌旗，就派人过去送饮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饮之后，送晋使回军， 然后又击鼓前进。两次所派到对方的都是“行人”，正式的外交使臣，行人的身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欧西的春秋时代，就是宗教改革与法国革命间的三个世纪，普通称为旧制度时代。欧西人对于利益比较看重，没有宋襄公一类的人，但封建时代的礼仪侠气也仍然维持。例如当时凡是两国交兵，除当然经过宣战的手续与列阵的仪式之外，阵成之后，两方的主帅往往要到前线会面，互示敬意，说许多的客套话，最后互请先行开火。过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动手，然后对方才开始还击。 到法国革命之后，就绝不再见此种不可想象的傻事了！
除较严重的战争场合外，一般士君子的日常生活也都以礼为规范。不只平等的交际如此，连国君之尊，对待臣下也要从礼。例如臣见君行礼，君也要还礼，不似后世专制皇帝的呆坐不动而受臣民的伏拜。大臣若犯重罪，当然有国法去追究。但在应对之间，若小有过失，或犯了其他不太严重的错误，国君往往只当未见未闻。路易第十四世，是欧西春秋时代的典型国君 。他的最高欲望， 就是做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最理想的君子。有一次一位大臣当面失态，使路易几至怒不可遏。但他仍压抑心中的怒火，走到窗前，把手中的杖掷之户外回来说：“先生，我本想用杖打你的 ！”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是当时的典型君子。举止行动，言谈应对，对上对下，事君交友，一切无不中节。男子对他无不钦羡，女子见他无不欲死。他的声名不只传遍英国，甚至也广播欧陆。最后他在大陆的战场上身受重伤。临死之际，旁边有人递送一瓶饮水到他口边。他方勉强抬头就饮，忽见不远之处卧着一个垂死的敌人，于是就不肯饮水，将瓶推向敌人说：“他比我的需要还大。”一个人真正的风格气度，到危难临头时必要表现，弥留之顷尤其是丝毫假不得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指罪孽深重临死忏悔者而言，那只是虚弱的表示，并非真情的流露。至人临死，并无特别“善”的需要，只是“真”而已。世俗之见，固然可看西德尼的举动为一件：“善”事，但那是对他人格的莫大误解，他那行为是超善恶的，他绝无故意行“善”的心思。与他平日的各种举动一样，那只是他人格自发的“真”，与弱者临危的“善”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后代时过境迁，对前代多不能同情地了解，春秋时代的理想人格是最易被后代视为虚伪造作的。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但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春秋君子是真正地默化于当代的理想中。
三
我们举例比较，都限于中国与欧西，因为这两个文化可供比较之处特别的多，同时关于它们的春秋时代，史料也比较完备。此外唯一文献尚属可观的高等文化，就是古代的希腊罗马。希腊文化的春秋时代，是公元前650年左右到 亚历山大崛起的三百年间。当时的历史重心仍在希腊半岛，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雄是历史的推动力，正如中国的晋楚争盟或欧西的英法争霸一样。当时的希腊也有种种春秋式的礼制，凡读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人都可知道。侠义的精神，尤其是大国对大国，是很显著的。雅典与斯巴达时断时续地打了四十年的大战之后，雅典一败涂地，当时有人劝斯巴达把雅典彻底毁灭。但斯巴达坚决拒绝，认为这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主张。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使命，都在斯巴达侠义的一念之下，日后得有发扬的机会。
上列的一切，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稳定安详的状态。春秋时代的确是稳定安详的。封建时代，难免混乱；战国时代，过度紧张。春秋时代，这两种现象都能避免。国际之间，普通都以维持均势为最后的目标，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战争也都是维持均势的战争，歼灭战的观念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在此种比较安稳的精神之下，一切的生活就自然呈现一种悠闲的仪态，由谈话到战争，都可依礼进行。
但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尤其是比较美满的阶段，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时代最多不过三百年。中国由吴越战争起，欧西由法国革命起，开始进入战国。
贵族阶级被推翻，贵族所代表的制度与风气也大半消灭。在最初的一百年间，中国由吴越战争到商鞅变法，欧西由法国革命到第一次大战，还略微保留一点春秋时代的余味。但那只是大风暴雨前骗人的平静，多数的人仍沉湎于美梦未醒的境界时，残酷的、无情的歼灭战，闪电战，不宣而战的战争，灭国有如摘瓜的战争，坑降卒四十万的战争，马其诺防军前部被虏的战争，就突然间出现于彷徨无措的人类之前了。
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
抗战开始以后，著者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虽不免有新的探讨，旧日的见解大体上却未变更。但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于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并未特辟一篇去解释，因为夸大的文章历来很多，无需再加一人去凑热闹。但抗战开始以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就是抗战半年后，著者于民国二十七年元旦后一星期所作。主题是解释此次抗战的意义与士兵之所以英勇；若与上编《中国的家族》 篇互相参照，就可明白此次的惊人抗战绝非偶然，乃是二千年前大汉帝国人口政策的成功与二千年来南方新天地的建设所赐予的。这两个特殊情形，是我们在所有的古老民族中所独有的，也是我们虽老而仍富有朝气的基本原因。
除论抗战英勇的主题外，该篇也附带提到后方人士，尤其智识阶级的太不争气。当时作者身在长沙，深感后方景象的使人啼笑皆非。时至今日，重印合刊时，此种附论似可删去。但当合刊工作的开始整理期间（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恰值昆明初遭敌机轰炸，一般的动态又与年前的长沙如出一辙。素日领受微薄薪饷并被人轻视的大兵，在前方喋血抵抗；而处在安全的后方，多年享受国家的高位厚禄，承受社会的推崇尊敬的自命优秀分子，反倒庸人自扰，仍要向自认为尤其安全的地带逃难，还能硬着面皮，以残废老弱自居，而美其名曰“疏散”——凡略有自觉心的人，对此能不太感难堪？此种行动，无论平日如何善于自辩自解的人，午夜扪心自问，恐怕也难否认为尸位素餐吧！难道向日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对于生死的意义与价值，也无半点了解？生，固然可贵；但是不惜任何代价以求苟生，还不如死！士兵的英勇，真可谓非常而可钦；后方有责者的狂逃，实在是反常而可耻。负有军事政治责任的人，当然不必说。就是负有与军政无直接关系的职责者，除非所在地于最近的将来有沦为战区的危险，都不当逃避。至以昆明而论，若到这个最后方的都市也将沦为战区的时候，中国就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到那时，残余的士兵或者仍可去作游击队；一般胆小如鼠的优秀分子，救得个人的一条残生，不知尚有何用？此次抗战真有神怪小说中照妖镜的作用。各种平日善于变化善于掩饰的人物，在强烈的光照磨炼之下，都不得不就地一滚，原形出现；而平日许多好似庸碌呆板的圆颅方趾动物，至此倒证明是十足兑现的真人。
因有上面的一点感想，所以原文中的一段无聊牢骚也不删去，将来或可作为此次英勇抗战的一点反面史料！
可耻的景象虽不可免，但著者仍认为前途是光明的。不可救药的分子在抗战期间与抗战之后，必大半要被淘汰。建国运动虽非三年五载的简易事业，但不久的未来必能成功。《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篇中的意见，就是著者对于前途的希望与信仰。 （以上楷体文字引自雷海宗撰《总论——抗战建国中的中国》——编者注）
此次抗战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我们若把中国与其他古老文化比较一下，就可得到惊人的发现。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三千年。公元前300年左右被希腊征服，渐渐希腊化。后来又被回教徒征服，就又阿拉伯化。今日世界上已没有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谓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伦文化的寿命与埃及相同，也同时被希腊征服，后来又阿拉伯化。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二千年；今日的希腊不是古代的希腊，今日的意大利更不是古代的罗马。至于中国，由夏商之际到今日，将近四千年，仍然健在。并且其他古族在将亡时，都颓靡不振，不只没有真正抵抗外患的力量，甚至连生存的意志也大半失去。它们内部实际先已死亡，外力不过是来拾取行尸走肉而已。至于我们此次抗战的英勇，是友邦军事观察家所同声赞许的，连敌人方面的军事首领有时也情不自已地称赞一声。我们虽然古老，但我们最好的军队可与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军队相比，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有一部分的军队或者不能尽满人意，但略为研究军事历史的人都知道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军队也有因暂受挫折而纪律松弛的现象，也都有因缺乏经验而战力不佳的现象。并且我们不要忘记，今日中国的军队不是征兵，而是募兵。征兵虽也有缺点，但只有征兵才是长久可靠的军队。我们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几乎与征兵相等，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稀有的奇事。半年以来，我们大部的军队可以告无罪于国家民族；倒是后方的人，尤其是太平时代说话最响亮的人，当下一番忏悔的工夫。我们的前方，大致尚可与欧战时列强的前方相比；我们后方有责任有职守者的慌张飞逃，却与欧战时各国后方的镇静安详成反比例。这只足证明，连许多平日自诩甚高的人也没有达到征兵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国民的资格。谈到此点，我们对前方将士的英勇更当感愧；若再埋怨他们不肯出力，使得我们不得不于敌人仍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外的时候三番两次地飞寻乐土，那就未免太无自知之明了。说得干脆一点，若看后方的情景，我们只配有纪律不佳与战力缺乏的军队！
中国文化的寿命为何如此之长？今日因何能有如此英勇的抗战？中国至今存在，因为中国曾经返老还童，而别的文化一番衰老后就死去。每个文化发展的步骤，都是先由分裂的部落或封建的小国开始。后来小国合并为大国，列国竞争，国际的局面日愈紧张，国际的战争日愈激烈。最后一国出来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成了笼罩整个文化区的大帝国。帝国是文化的末期，此后只有衰弱，再分裂，以至于灭亡。别的民族至此都不能再维持。只有中国，于秦汉统一大帝国之后，虽也经过三国六朝的短期消弱，但后来却又复兴。复兴之后，政治制度虽不再有多少更革，文化潮流却代有进展。这是其他民族的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我们可称南北朝以下为中国文化的第二周，与第一周的文化潮流列表比较如下，就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上表可知中国文化前后有过两周，其他文化都只有第一周绝无第二周，都是一衰而不能复振。这一点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我们不只寿命长，并且没有虚度我们的光阴，各代都能翻点新的花样。
中国文化为何能有第二周？这个问题与上面尚未解答的今日为何能如此英勇抗战的问题，可以一并回答。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可说是南方发展史。古代的中国限于中原，长江流域乃是边地，珠江流域根本与中国无关。秦汉时代奠定了三大流域的中国，但黄河流域仍为政治文化的重心。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此后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的中原人士南迁。五胡乱华，五代之乱，与宋室南渡时南迁的人数尤多。并且一般地讲来，南迁的人是民族中比较优秀的分子，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不肯受外族统治而情愿冒险跋涉的人。并且沿路的困苦危险远非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的今日可比。因而冒险南下的人中，又有一批被淘汰。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方之后，在卫生知识与卫生设备两缺的前代，因不能适应而死去的人，恐又不少。最后得机会开发南方的可说是优秀分子中选择出来的优秀分子。所以二千年来，虽因外患来自北方而统一的首都始终设在中原，然而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到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此点可由种种方面证明，但由行政区域的划分可最清楚最简单地看出南北消长的痕迹，因为行政区域的划分大致是以人口与富力为标准的。
春秋战国时代，除楚国与倏起倏灭的吴越二国之外，所有的列国都在北方，可以小论。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部，北方占其八：司隶、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幽州、并州、凉州；南方占其五：徐州、荆州、扬州、益州、交州。此时北仍匿于南，是没有问题的。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南北各占五道。北为陇右、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南为淮南、山南、剑南、江南、岭南。经过晋室南渡与南北朝二三百年的对峙之后，南方已发展到与北方平衡的地步。北宋分天下为十五路，北方五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南方十路：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此时虽然北方失燕云于辽，失河西于夏，然而南北的悬殊仍甚可异。可见此时北方已较南方落后，唐末与五代的大乱必与此有关。再经过宋室南迁与一度偏安之后，到明代虽然燕云与河西都已收复，然而二直隶十三布政司中，北方仍只占其五：京师、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南方占其十：南京、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满清十八省，北占其六：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南占十二：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到明清时代，很显然的中原已成南方的附庸了。富力的增加，文化的提高，人口的繁衍，当然都与此有关。这个发展是我们第二周文化的最大事业。在别的民族已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此次抗战，虽显然的是全国参加，但因人力物力的关系，抗战的重心在南方，也是无可讳言的。这可说是我们休养生息了两千年的元气，至此拿出与亘古未有的外患相抗。因为以往外患都在北方，又因军队都是募兵，所以兵士大半都是由政府就地招编，当然以北人居多。历代对外失败，可说都限于北方，失败后就又有一批人士南迁。民族元气大宝藏的南方力量，前此向无机会施展。偏安与割据的时代，南方当然有自己的军队，但都无足轻重。蒙古入主中国，编南人为新附军，也无重要地位。南方人士编成有用的大军，是满清时代的事。嘉庆初年川楚教匪之乱，官兵无用，平乱大半依靠乡勇。这是南兵第一次大显身手的例证。后来的太平天国与湘军，可说是两个对峙的南方大军。时至今日，中国军队的主力，不仅要从北方挑选，尤其要从南方编练，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军队素质的高低，不专靠体力与训练。每个士兵的智力，神经反应的迟速，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其他种种的天然禀赋，都有关系。尤其在近代的复杂战术之下，因为二千年来民族元气的南偏，南方的劲旅多于北方，也是当然的事。中国虽然古老，元气并未消耗，大部国民的智力与魄力仍可与正在盛期的欧美相比，仍有练成近代化的劲旅的可能。二千年来养成的元气，今日全部拿出，作为民族文化保卫战的力量。此次抗战的英勇，大半在此。
最后还有一点，或者值得论及。按上面列表，我们第二周的文化今日已到末期。第一周的末期，前后约三百年。第二周的末期，由始至今方有百年；若无意外的变化，收束第二周与推进第三周恐怕还得需要一二百年的工夫。但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第一周之末，有淝水之战（公元383年）。那一战中国若失败，恐怕后来就没有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因为当时汉人在南方还没有立下根深蒂固的基础。淝水一战之后，中国文化就争得了一个在新地慢慢修养以备异日脱颖而出的机会。此次抗战是我们第二周末的淝水战争，甚至可说比淝水战争尤为严重。成败利钝，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第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
君子与伪君子 —— 一个史的观察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串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
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讲来，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子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扬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恕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
晋灵公使力士鉏麂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其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惟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可惜这种秉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地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愈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于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二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斗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级，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已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地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讲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有情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