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爱国思想

“天宝之乱”的这一年(公元755年),李白五十五岁了。

“天宝之乱”的起因,无疑是由于唐代的统治者唐明皇以及他的周围像杨国忠、王 这般横征暴敛(他们都掌管过财政)的贪官污吏所招致的。我们知道王 的成绩是“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1) ,杨国忠呢,是因为能“聚敛骤迁” (2) ,那就是因为长于剥削而很快升官的。从前已经有人论及“天宝之乱”的一大原因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加深,而杨国忠是有责任的了:“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 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 (3)

杨贵妃又有三姊妹,嫁给崔家的称虢国夫人,嫁给裴家的称歌国夫人,嫁给柳家的称秦国夫人,唐明皇称她们为姨。这三位姨,专受贿赂,奢侈无度。她们盖一所房子,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看见别人盖得好的,就把自己盖的拆了,另盖。别人有的房子,也常去霸占。 (4) 杨国忠就是给这般人当账房。

安禄山的势力是怎样起来的呢?那是由李林甫故意培植起来,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本钱的。他用来和杨国忠作对。这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结果招来了外祸,人民遭殃。

后来王 死了,李林甫死了,大权归了杨国忠。杨国忠既然那样,所以安禄山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乘机蹂躏中原。

在这样腐败的政治底下,官吏是很少抵抗的。安禄山在755年十一月在范阳(现在北京一带)起兵,第二年六月就攻入了长安。到了危急的时候,人民要逃难了,杨国忠却还想把桥烧毁,他是至死与人民为敌的。士兵因为杨国忠的关系,不但不肯作战,连保护唐明皇的性命去逃难也不肯。终于压不过士兵的愤怒,杨国忠是被碎割了,三夫人也被士兵杀了,杨贵妃则由于将士的请求而被绞死。这样,才多少平了人民的怨恨,唐明皇得以逃到四川。

唐明皇统治集团的罪恶固然大,可是人民更不愿意受野蛮的外族的残害。老百姓都不赞成唐明皇不抵抗。老百姓曾对唐明皇说:“您的宫殿在这里,您祖宗的坟墓在这里,您怎么舍了不管,要到哪里去呢?”但唐明皇终于不肯,于是叫太子出来应付。老百姓说:“皇帝既不肯留,我们愿意带领子弟跟从殿下,收复长安。如果你们都到四川,中原的百姓怎么办?”一会儿的工夫,就有好几千老百姓聚集起来了。可是太子也还是不肯,说要侍候唐明皇。 (5) 最后折中了,唐明皇还是逃到四川,太子退到灵武(在现在宁夏的南部)。灵武是那时的国境西北边儿上。这个太子就是即位于灵武的肃宗。这时是“天宝之乱”的第二年。

这时李白的态度怎样呢?他是完全站在当时一般老百姓的一边儿,反对唐明皇等的不抵抗主义的。他愤恨地说:

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

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函关(潼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哥舒翰)。

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那个以屠杀起家的哥舒翰也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以三十万大军不能抵抗,自己投了降)。公卿奴犬羊,忠谠醢与菹(大批官僚投降,爱国主义者的好人被杀)。

二圣出游豫(两个天子,一父一子,倒逃掉玩儿去了),两京遂丘墟(东京洛阳,西京长安,成了一片瓦砾)!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这就是统治者干的好事!真是“苍生竟何罪”“白骨成丘山”!

唐明皇逃到四川,李白也是以为非常不妥的。他的有名的《蜀道难》,即是一篇政治性的讽刺诗。 (6) 其中说:“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来干什么呢?)“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如果不抵抗,还不是和潼关一样吗?)“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不要再在成都享乐了!)“侧身西望长咨嗟!”(想到他们,真觉可以愤叹呵!)

李白写这次变乱的惨状,有这样的话:“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虽平嵩丘、填伊洛,不足以掩宫城之骸骨;决洪河、洒秦雍,不足以荡犬羊之膻臊。毒浸区宇,愤盈穹旻。”原因呢,李白也是看得清楚的,他也认为这是上层极度剥削的结果,他的话是:“贼臣杨国忠蔽塞天聪,屠割黎庶;女弟(杨贵妃)席宠,倾国弄权。九土泉货,尽归其室(把全国的财富,都剥削到这般大家族手里)。怨气上激,水旱荐臻;重罹暴乱,百姓力屈。”他指明唐明皇有抵抗的责任:“去元凶者,非陛下而谁?”(均见《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李白这时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他严肃起来了,悲愤起来了,他说: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

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这些地方失陷了,原是国内的,现在变为国境了)。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

申包唯恸哭,七日鬓毛斑(像亡国的申包胥一样,连哭七天,把头发愁白了)。

——《奔亡道中》五首,其四

于是李白热切地很想收复中原:

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

——《赠常侍御》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鲵(指安禄山),澄清洛阳水!

——《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

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

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

——《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南奔书怀》

李白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是这样浓烈,以至于使他参加了永王璘的事件。这是李白最后一次的政治活动。但这一次政治活动,和前一次,在动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了。上次是为功名富贵,为个人(至少这方面的成分大些),这一次却是基于爱国思想了。

永王璘是唐明皇的第十六子。这时唐明皇命他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意思是让他保卫东南。他于是率师东下。但这是唐明皇的意思。唐肃宗却另有一个想法,怕永王璘一旦在江南立足,就可能和自己争天下,所以当肃宗看到他真要东下了,便命他回川,要他伺候唐明皇。他没有服从。在他率军到达庐山的时候,由于李白的大名和志愿,便把李白请去了。

后人对这事很有不同的议论。 (7) 但我们首先考察当时的情势,东南一带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五

李白的参加也确乎基于爱国主义的思想: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西晋末年)。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

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

……

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永王璘)。

……

宁知草间人(自己),腰下有龙泉(剑名)。

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兵法)。

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和平恢复时,即身退)。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至于永王璘的军队是不是好呢?从《永王东巡歌》第三首看: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

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军队也是好的。那么,李白为爱国,为想收复失地,参加了这么一支敢于准备抗敌的好军队,想在其中出个主意,以便达到报国的目的,又有什么不好呢?李白在集中对唐明皇有讽刺,有微词,可是对永王璘却没有一句坏话,大概永王璘的为人也不坏了。据当时的诗人元结在《为董江夏自陈表》中说:“顷者潼关失守,皇舆不安,四方之人,无所系命。及永王承制,出镇荆南,妇人童子,忻奉王教。”(《元次山集》卷十)也可见永王璘的行动是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五代时南唐李昪在开国时也以自称永王璘的后人为号召(见《旧五代史》),更可见永王璘心目中的信仰。

永王璘本来想占有南京,或者成为像东晋一个局面的。 (8) 这原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在当时是可能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当时对外退让的统治者,对内却是不肯让步的。在永王璘没有服从唐肃宗的调动回川以后,马上就宣布了高适为淮南节度使,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加上原来的江东节度使韦陟,对永王璘采取了三面包围的形势。这样一来,摩擦是不能避免的。一有借口,就可动手。果然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永王璘就被消灭了。这时是757年的二月。

大概永王璘的内部也不团结,所谓“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因而,“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南奔书怀》),大家便都各自逃散了。永王璘是被追兵杀掉的——于是永王璘被称为“造反”,而李白也成了政治犯。

李白下在浔阳狱中。当时被捕的一定很多,由李白的诗便可想见:

邯郸四十万,同日陷长平(秦将白起曾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

能回造化笔,或冀一人生!

——《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其一

他这时非常悲愤,他写有《万愤词投魏郎中》,其中有这样的话:

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

穆陵关北(山东)愁爱子,豫章天南(江西南昌)隔老妻。

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

……

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

他知道他的妻子一定在营救他:

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

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蔡琰曾向曹操营救她的丈夫董祀)。

知登吴章岭(和庐山相连的一个山岭),昔与死无分。

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

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在寻阳非所寄内》

由于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那时御史中丞宋若思的力量,把他释放了。宋若思把他邀至幕府,并想把他推荐给朝中,但由于唐肃宗忌恨李白参加永王璘事变,这推荐并没有任何反响。这时李白五十七岁了。

也就在这一年九月,唐肃宗收复了长安。但这一次的收复是可耻的,因为,借助的是回纥兵,而且约定:打开城的时候,土地和上等人士归唐,金银布帛和壮丁妇女归回纥。 (9) 这像什么话?牺牲一切,为换得统治权!

在收复长安的情形下,统治者该对李白好些了吧。并不然,统治者越得势,对人民却是越压迫的。第二年,就仍然为了永王璘的事件,要把李白流放到夜郎(现在贵州遵义一带)去。

在这几年中间,和李白同时的诗人王维,是曾一度为安禄山捉了去,当了伪官,幸亏他弟弟王缙是大官,才没判罪。杜甫呢,则回过陕北的家,也曾陷入贼中,却又找到唐肃宗,经过颠沛流离,这时又回到长安。这时杜甫十分不放心李白,在听不到李白的消息中,曾写《不见》一首: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他总以为李白也许死了,就又有《梦李白》二首: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简直像挽歌了。杜甫现在对于李白,是了解得更多了些。“若负平生志”,知道李白原也有些抱负,并不只是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这是因为杜甫也年纪大了,阅历多了。

可是李白并没有死。他在还没有到达夜郎,只到了巫山三峡的时候,就被赦了。这也不是由于对李白有什么新的认识,而是由于立太子要大赦,天旱要大赦,赦是一般的赦,而李白也被赦就是了。这时是759年,李白五十九岁了。

李白死在762年。从五十九岁到死(六十二岁),这三四年期间,是他最后的漫游。这回漫游的范围,是由湖南、湖北到了江苏、安徽。

他这时已看透一切,却也憎恶一切。他说:“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连平素喜爱的山水也不满起来了。他愿意破坏一切,“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

他平常所羡慕的神仙,到最后也觉得不可靠,“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十二首,其三)

学道与从政,本是他的两大起伏矛盾的要求,最后是承认都失败了,“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

他晚年的心情是沉痛的:

门有车马宾,金鞍耀朱轮。

谓从丹霄落,乃是故乡亲。

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

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

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

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

雄剑藏玉匣,阴符生素尘。

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

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

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

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

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

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

——《门有车马客行》

痛苦到极点,于是一切认命了。

但他对于国家,却还是关怀的。在他“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的时候,个人问题虽然解决,但却仍然“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而且当李白逝世的前一年(六十一岁了),李光弼出镇临淮,要和史朝义决战的时候,他还想请缨,因为病,才半道而还。他作有《闻李太尉大举秦兵为募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白的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可说贯彻到最后的呼吸中了。

至于他晚年的漫游生活,也丝毫没有改善,依然是在流浪与寄食之中。当他流浪到安徽南部的当涂,住在他的族叔李阳冰那儿的时候,病倒了。他一生的壮志没得施展,老是漂荡,漂荡,漂荡。他惯好以大鹏自比,于是仍以大鹏自居,写下了最后的《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

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李白一生在文学上最佩服谢朓,他也就葬在谢朓所常去的青山之旁。

这就是为中国人民热爱的诗人李白的一生。他病死了,传说他是捞月而死,让他死得更有诗意些。他真死了,却又传说他没有死,隔了几百年的人还说又曾逢见他。他生前虽不得意,死后却一直是在中国人民心里被普遍地敬爱着。

* * *

(1)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2)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3)  《资治通鉴》,引苏冕的话。

(4)  《资治通鉴》,引苏冕的话。

(5)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6)  关于这首诗的意义,曾有四种看法,有说是为严武危害杜甫而作的(范摅云溪友议》),有说是为章仇兼琼而作的(沈括梦溪笔谈》),有说是没有用意,只是用古乐府的旧题的(胡震亨《李诗通》),有说是为唐明皇逃蜀而作的(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我们采取最后一种说法。因为,这篇绝对是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又和李白主张抵抗的见解相符,不可能是其他动机。至于唯一可疑的是传说贺知章见过此诗(孟棨本事诗》),认为创作时代应在前,但这传说根本不可靠,《蜀道难》也可能写过两次,而此篇则为唐明皇逃蜀时作。

(7)  蔡宽夫《渔隐丛话》说:“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这还是把永王璘认为是叛乱的。给《李翰林分体全集》作序的王穉登就更进了一步,说:“指永王璘之事为从逆,嗟乎!……夫璘非逆而从璘者乃为逆乎?”王穉登的见解是更正确的。李白自己的诗固然有“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赠江夏韦太守》)的话,仿佛是被胁迫,但这和李白其他作品所说不符,可能是因为惧祸才这样掩饰的。

(8)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9)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