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因醉心古代典籍,而减少了在科举方面的努力,导致他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落榜,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但明代毕竟是科举时代,凡是由文人成为宰辅而执掌国家大权的,如果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就无法实现。因此,张居正虽然醉心于古代典籍之中,另有修身养性的途径,但他还是不能不重新攻读科举学业,以谋求进身之阶。因为,如果不这样,以张居正家世的平凡,想要跻身政坛,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谈将来执掌国家大权,施展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呢?于是,经过三年“夜以继日,尽心竭力”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从此,张居正的科举生涯正式结束,而他长达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也由此开始。

张居正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朝为官,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辞官回家。这七年时间里,因为他在会试中进士以后,一开始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接着又晋升为翰林院编修,一直在翰林院做官;而翰林院是清闲尊贵的职位,庶吉士更是以读书深造为本职工作,因此张居正之前的学术修养,不但没有因为他投身政坛而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因为他在翰林院期间的精研典籍而造诣更深。大概到这时,张居正才有机会施展他超人的天资,尽情研读翰林院和皇家图书馆中珍藏的书籍,在致力于古典学问之外,进一步拓宽了自己学术涉猎的范围,从事当代历史文化、礼仪制度的探讨,和政治状况、社会事务的研究。从张居正所写的《翰林院读书记》一文,就能大体看出他的造诣如何。这里节选他的叙述如下:

治学而不研究身心性命,就称不上学问;求道而不兼顾经世致用,就是无用之道。因此,学问要贯通天地人,然后才可以称得上是儒者。天地造化的运行,人与万物的发展,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辅助实现;整顿风俗习惯,规范人伦道德,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贯彻实行;内部的中国,周围的外族蛮夷,都要依赖我们这些儒者去继承教化。所以,执笔书写,是文人们必须用心的所在;吟诵诗文,是儿童们应该修习的学业。你们这二三个人,不想着怎样崇尚根本,注重实际,以自己渺小的身躯,去承担天下的重任,预先培养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借一些雕虫小技在世上自我显扬。唉,真是太浅陋啦!况且,道德是事物的根基;文词,是道德的表象。因此,崇尚实践则行动就会有光彩;崇尚言语则文辞就会有光彩。《尚书》里的训诰典谟,难道是圣人们殚精竭虑,刻意写出来的吗?是他们内心洞察先机,文采彰显于外,宣扬美德,省察内心,领悟奥秘后的结果,是不刻意追求文章工整而文章自然工整的结果。……根本稳固的,才会花繁果丰;源流深长的,才会波光闪耀。所以,君子立身处世要注重实际不求浮华,要修养内在品行不求外表华丽。发扬古圣先王的传统,昌明道德的根本宗旨,研究修身养性的奥妙,探究经世致用的内涵,这是我所寄希望于你们各位的。

这篇文章虽然假托师长的口吻,但张居正非凡的抱负,卓越的见解,从中已经可以了解一二了。

然而张居正此时的成就,还不止这些。翰林院既然是应答皇帝的顾问机关,自然是一个时代人文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明朝上自首辅、宰相等大臣,下至六部正副各长官,莫不曾经担任翰林院学士的职位,此地人才的昌盛,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身处其中,所与交往的,都是一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选,自然也就有有许多良师益友的资源了。况且凭他历来对政治状况和社会事务的关心程度,在与师友面谈之时,必定会把自己平时研究的东西拿出来讨论。这样一来,张居正平日所研究学习的理论知识,就更加能够与实际情形互相印证。这对于他日后执政经验提升的帮助,实在绝非一点。

张居正在这一时期的良师益友,自然是不乏其人的,而其中以徐文贞(徐阶)与他的关系最为深厚,对他的期望最为深切,当张居正做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徐阶正好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负责教导庶吉士,所以张居正有机会拜入徐阶门下学习,成为徐阶的学生,《行实》记述徐阶对张居正的观感说:

当时太子少师华亭县人徐阶先生担任内阁辅臣,见张居正沉着坚毅,深沉稳重,所写文章虽然多旁征博引自诸子百家和历史文献,但他的学问却全部以亲身践行为根本,以天理大道为依归,因此对张居正期许很深,说:“张居正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倚重的大臣。”

从这里可以看出徐阶对张居正的殷切期望。徐阶既然与张居正有师生关系,又是感情深厚的知己,而且徐阶在调任礼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辅政大臣以后,也正需要像张居正这样的英才作为自己的助手,按常理来说,徐阶这个时候应该提拔张居正才对。无奈此时,正是严嵩掌权的时候,徐阶虽然也在内阁,但时常受到严嵩的扼制,他自己本身的职位尚且岌岌可危,自然就更没有力量去提拔张居正了。因此,张居正虽然才华磊落,却长期担任闲散职位,心中的郁闷和忧伤,不问可知。所以他在《致耿楚侗书》里说:

京城的政治局面经常变动,江南的军情又很紧急,距离京师十里之外,数十上百的盗贼成群结伙,官员贪污腐败的风气不止,老百姓的怨愤日益加深,倘若这个时候有奸人趁机滋事,就无法制止掩盖了,若非出现光明磊落的奇伟之人,打破常规,扫除积弊,整肃局面,是很难消除天下的祸患的。但是,即便世上有这种人,人们也未必知道,即便知道,也未必会重用他,这真是让人感慨叹息的事情啊!心有郁闷,无处发泄,只得暂且向知己们一吐为快,这种事是不能向外人说的。

当时明朝的国势是如此的动荡不安,而君主大臣们昏庸奸猾的状况又是久已积重难返,自然容不下像张居正这样光明磊落、奇异不凡的人,施展他扫除积弊、肃清局势的抱负。他的《论时政疏》不被采用,更是让他那忧君爱国的满腔热忱变得沮丧,使他愤慨地产生国事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的念头。“不要谈论国事,只管得过且过地吃眼前桌上的蛤蜊就行”,于是张居正托病辞官,返回家乡。但他的满腔忠义,终究无法使他对国事漠然置之,于是在临行之前,给老师徐阶写了封信,以治国之道相劝勉,这封信精当地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方法,从中既能看到张居正这时的抱负,也能窥见其日后的建树。节略引用如下:

您气量宽宏,有古贤人的心性,自从在翰林院当文学侍臣,三十多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等到进入内阁,成为辅政大臣,更是满足了天下人的期望。对内您从来没有因为婚姻和亲戚关系而徇私弄权,对外也没有托关系、走后门之类的琐事。这正是天下之人敬仰相公的原因所在。然而,自从您成为内阁辅臣以来,将近两年了,其间那些暗自实施的深远谋略,固然不是见识短浅的人所能理解的,可是在制度风俗、大政典礼等方面,仍未见到可以使天下耳目一新的举措,难道相公是打算顺应世俗以等待时机来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吗?俗话说:“太阳当头时一定要把东西拿出来晒,手里有刀的时一定要去切割东西。”我之前见过内阁辅臣张文隐公(张治),他具有刚正耿直的气节,毅然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然而可惜的是进入内阁不到一年,就突然病逝了;最近的内阁辅臣欧阳公,是天下士人的道德楷模,然而也是在正当受重用的时候,突然去世了。这两位先生,都自以为智慧巧妙,能做到和光同尘、顺应时势,可是他们都在两三年内相继去世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方与圆的施用方法不同,久而久之,心中的郁结越积越多,终于因为不能承受而死亡。相公您与这两位先贤,长期以来意气相投,何尝想到他们突然去世后,应当与谁一同建功立业呢?况且,如今官场上的升迁之路,比荆棘丛生的山道还要险峻,厌恶耿直、诋毁正派的人,实在数量众多。相公您内心怀有卓尔不群的抱负,外在行为却表现得想混迹随俗,用这种方法来等待时机施展抱负,不是很困难吗!何不索性披肝沥胆,敞开心扉,坦露感情,发挥独立决断的明智策略,抛弃像世俗人那样的犹豫顾虑,慷慨地为自己的平生抱负拼搏一次呢?假如上天激发了皇上的心智,相公的忠心又能令陛下开悟,这样您就有青史留名的可能了。如果我们坚持的道路受阻,理想中的太平盛世无法实现,那么视富贵如浮云,保持高洁的志向,超脱世俗,独来独往,也是一大快事!这与整日郁闷不乐、食不下咽,暗自叹息相比,不是好得多吗?宰相,是皇帝所重视的人,如果自身行为不慎重,其命令也就不会有人去执行。近年以来,皇帝与大臣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朝廷大政,有一些在古代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在天子面前放言高论的,可是如今连宰相都不敢在皇帝面前发出一言。为什么呢?顾忌之心太多了。造成这样缺失的原因在于,贪图君主的爵位和俸禄,不能坚持正道以自重,在这种情况下,想追求以言论来感悟、打动皇帝,必然是不可能的。希望相公您能眼界放高,目光长远,保持超尘脱俗的志向,对于爵位俸禄,先自我衡量再加以接受,不要因为受到恩宠就高傲动心。高洁而不谋私利的心胸,对上能取得皇帝的信任,对下能取得民众的信服,这样,您的身份就能重于泰山,言辞就能比用蓍草龟甲进行的占卜还要可信,进能被天子恩宠而获得荣光,退能像鸿鸟一样飞翔高空,这样的处境岂不是十分宽阔、绰绰有余吗?西汉公孙弘说:“君主的缺点在于心胸不够宽广,臣子的缺点在于行为不够节俭。”身为汉朝丞相,却吃粗米饭盖粗布被,因此他的行为受到古代优秀史官们的称赞。京城,是天下四方的根本;大臣,是天下民众的表率。近年以来,京城内外财用枯竭,生活习俗崇尚奢侈浪费。贫病交加的人衣不蔽体,而有些做官的人,连婢女和小妾都穿丝绸的衣服;普通百姓连野菜都吃不饱,而有些做官的人,连家里的仆人都吃厌了米肉;这真是减损下层利益而增加上层利益的显著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应该提倡节俭,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视听,弘扬晏子一件狐裘穿三十年的节俭品德,鼓励阅读以讥刺衣食奢侈为内容的《羔羊》诗篇,或许这样才能为百官树立榜样,改变奢侈的风俗。

天子有直言敢谏的大臣,士人有直言不讳的朋友,因此能一举一动都不违反法则。药物苦口却能救人的性命,美化掩盖疾病却只会滋养毒素。品行正直的人,就好像苦口的药物;谄媚奸邪的人,就好比被美化掩盖的疾病。然而,端正耿直的人因为性格刚正而难以亲近,谄媚奸邪的人则性格柔和而易于亲密。机巧奸诈的人,还未说话,就显露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们奉承起人来能把你的品德比作皋陶、伊尹,把你的功业说得连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们的话足以让人志得意满,纵情安逸,而当面受到欺骗。这就是北魏大臣高允痛恨闵湛,说闵湛每天经营的虽然只是一些小恩小惠,却给司徒崔浩留下无穷祸患弄得崔浩满门抄斩的原因。希望相公选拔一些正直诚实的人,让他们留在您的身边,利用他们匡正辅助君主,听听他们的正直之言,这对您的宏伟事业也是一大助力。士大夫习气的好坏,是人才盛衰的关键。近来,士大夫们的习气颓废衰败,廉耻之道丧失,公开行贿受贿,以奸邪途径进身的人比《庄子》里提到的因岔路太多而丢失的羊还要多,人们乞求权势追逐名利如同苍蝇追逐腥臭一样,互相煽动,蔚然成风。当今皇帝圣明,相公身居高位,怎么能允许士大夫们的习气败坏到如此地步呢?爵位俸禄和业绩考核,是用来磨砺社会风气的;礼义廉耻和气节道义,是用来建立道德标准的。爵位俸禄和业绩考核,不能激励上等人才,只能激励中等人才。然而,上等人才百人里面不过一人,而中等人才却很多。假如能把爵位俸禄和优等考核,归之于那些坚持礼义廉耻和气节道义的上等人才,那么中等人才就会以上等人才为目标而努力向之看齐了。等到清正的风气形成,士大夫们的习气振作,然后相公再用这种无为而治的方法,营造纯正平和的社会氛围,那时您的伟大教化就会像蒸气一样弥漫于天地,使世间形成恭谨宽厚的风俗。这些都是相公现在应当做的。至于说建立像天一样的伟业,辅佐帝王成就尧舜那样的功绩,这就不是我这样浅薄平庸的人所能参与的了,况且对这些事我也愚昧无知,所以也就不敢言了。

这封信所谈论的宰相之道,可谓简明扼要,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这里试就上文所列举的几点来略加讨论,如“坚持正道以自重”“对上能取得皇帝的信任,对下能取得民众的信服”,都是讲的要建立威信;“提倡节俭,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视听”,讲的是要移风易俗;“选拔一些正直诚实的人,让他们留在您的身边,利用他们匡正辅助君主,听听他们的正直之言”,说的是要举荐贤才;“把爵位俸禄和优等考核,归之于那些坚持礼义廉耻和气节道义的上等人才”,说的是要赏罚分明。所有这些,世上位居宰相而执掌政权,立有大功而成就伟业的人,有不把这些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的吗?有不在这些方面努力而最终能建功立业的吗?我相信必然是不可能的。这些方面,固然是张居正今日用来勉励其老师徐阶的,但也他日后借以建功立业的根本,难道能够等闲视之吗?再从遣词立意来说,这封信立意十分周到,措辞非常诚恳,既符合委婉劝人的传统,也采用直言规劝的方法;从中可见,张居正对徐阶不仅是在尽师生之情,而且也有君子“爱人以德”的大道在里面。其中尤以“顺应世俗以等待时机”“内心怀有卓尔不群的抱负,外在行为却表现得想混迹随俗”“ 顾忌之心太多”这几句话,最是说中了徐阶的难言之隐,从而促使他生出发愤图强的心思。因为当时严嵩掌权,徐阶屈居严嵩之下,只能空自发出“我的抱负无法施展”的叹息,不能建立匡君辅国的功业。这种做法,在太平盛世,尚且免不了被人嘲笑在位不尽职;何况当时外敌逼迫,内政混乱,而徐阶作为内阁次辅,身上背负天下人的厚望,然而他却只能徒然地甘受权奸严嵩的扼制,不能施展其抱负,如果以公正的舆论来评价,难道他能逃脱尸位素餐的讥笑吗?张居正以徐阶学生的身份,竭尽诚心给予忠告,其中固然有他无法言传的苦衷,但这也是他在借此报答徐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至于所说的“视富贵如浮云,保持高洁的志向,超脱世俗,独来独往”,这是张居正现今正在亲身践行的;而所谓“发挥独立决断的明智策略,抛弃像世俗人那样的犹豫顾虑,慷慨地为自己的平生抱负拼搏一次”,这是张居正日后有所建立的基础。张居正一生的出仕和隐退,都是以在这封信里所论述的内容为宗旨的,并且都一一付诸了实践,这就难怪他能侃侃而谈,并全部列举来勉励他一向敬爱的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