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香林

师长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还有两种作用很大的促进方法。一种是经常对学生耳提面命,使学生知道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道理,而特别感到师长对他的亲切,而不能不努力向上,这是一种“有言”的方法。另外一种就是经常以和悦的态度与学生接触,使学生感到亲近师长就好像坐在“光风霁月”照临的草地上,非常舒服,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说得出的东西,但也觉得非常满足,慢慢地就把品性提高了,这是一种“无言”的方法。

梅月涵师在清华,由担任教务长,以至做校长,除了在教室讲课,在大礼堂主持有关集会做报告或演讲外,所施的课外教育,大概是将“有言”和“无言”的方法一齐相机活用的,所以他能使所有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感觉满足而不永远景慕的。

我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考进清华大学新制第二级的,那时梅先生已接任教务长,大概因我入学考试的国文卷子考得稍好,所以梅先生对我很注意。有一天,我因为有点小事,要去报告教务长,临走,梅先生忽然问我:“你是读什么系的?”我说:“我原想读经济系,现在改读历史系。”梅先生听了,即说:“你入学考试的国文考得很好,为什么不读中国文学系呢?”我将我父亲提倡实业救国,叫我不要像他那样专习诗古文辞,又因为怕读物理学不能选读理科,只好违背父命,改读历史等等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完了,就说:“学历史也好,只是要好好读。”接着,他又问我:“第一级的同学罗兴林,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罗兴林好像是安徽人,而我则是广东人。”“对啦,你们的口音不同。”梅先生听我说后,即自己补说。起初,一年级的同学多数都说梅教务长很少说话,但我深深觉得,梅先生对学生有时也是喜爱说话的。

到了第二年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即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我自校内的医院病愈出来,接到了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年同伴到上海肄业的同学陈汉标君自上海的来信,说他本年考得清华大学新生的备取,至今没有得到学校的通知,不知能否补上,要我向学校商量。我即刻往见梅教务长,说陈君是我在中学里争考首名的同学,已在厦门大学攻读一年,再投考本校的一年级,无奈仅考得备取,现今仍留在上海,没有入别的大学,专等本校的消息,最好给他补上。梅先生说:“因为南北还有战事,恐怕交通滞阻,所以在上海考得备取的,都没有给他们通知递补。”我说:“不能补,也要早给他们通知,叫他们不要等候,可以改入别的大学。现在既未发通知,别的人我不知道,而陈君则一定会因此失学,非常可惜,可否准他来校?”梅先生想了一会儿,就说:“好罢,你即打电报给他,要他在双十节以前到达学校。”我很高兴地即给电报与陈君。到了十一月中,陈君才来到清华,我即领他去见梅先生。梅先生听说是我发电报催他来的,便说:“我不是要他双十节以前到校吗?现在开课已久,怎还好补呢?”我说:“这都是受时局的影响,人既来到,总得给他想法才对。”梅先生想了一会儿,终于准许陈君入学,但第一学年限他选读最少的学分。这可知梅先生是非常爱护学生的。

陈君读的是心理学系,在清华属理科。照学校的规定,心理学系,除了心理学本身的课程外,第一、二年必须兼修大学一年级水准的自然科学四种,即物理、化学、数学与生物学。陈君长于数学,各种心理学和实验也修得很好,但很奇怪,他入学考试的物理学试卷竟成绩不够,只能先读补习物理,第二年才选修大学物理。教授吴有训先生说他考得不好,要他在三年级再为重修。到了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大考完毕,我也考完了毕业试,准备入研究院。一天,忽然接到陈君自青岛寄来的信,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通信了,今年大考,物理又不及格,言外含有不吉的意念。

我读了陈君的信,不觉吓了一跳,生怕出了乱子,即刻拍一电报给他,说已与学校当局讲好,可以及格,请他在青岛安心度假。发电报后,我即去寻找吴有训教授,他答应给陈君补考。但陈君对物理,当时已考得怕了,要再补考,恐怕还是不妙。所以,我即刻又去找心理学系的主任叶麟教授,我建议最好将心理学系须选修四种自然科学的规定,改为至少须有三种及格。叶先生很为同情,并且一再称说陈君是心理学系很好的学生,关于心理学本身的课程,无一不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品德也好。最后他说:“待孙国华教授回校后,当即召开系务会议,提请学校,修改规程。”我向叶先生致谢告辞后,回到宿舍,即写信给陈君,请他于暑假完毕即回学校。后来陈君果然以最优的成绩于心理学系毕业,先在该系担任助教,再后又由于梅先生由留美学生监督而回任清华校长,知道陈君的学行,乃和心理学系的主任商量,派他赴美国埃奥华大学专攻变态心理学,得到最高的学位,成为中国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这更可以知道梅先生对专门人才的培植,是无微不至的。

我自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别清华园,而返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室的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的纂修。以后,即以连年忙碌,从未返过北平,再去清华谒见师长,但与诸师长常有通信。直至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大战,平津各大学首先迁移。清华与北大和南开大学,复自长沙迁至云南昆明,而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梅先生以常务委员的名义在校主持。而我亦于一九三六年冬,自南京中央大学的讲师和上海暨南大学的教授,而改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兼在中山大学授课。到了第三年冬,广州危急,我将图书馆的重要书籍运往广西桂平,而自己则先送内人到了重庆,依岳父朱逖先先生家居住。至一九三九年春,中山大学已迁至云南澂江,改聘我为史学系教授,兼研究院指导教授。我于三月底自重庆乘云南汽车公司客货混合车,经贵阳赴滇。于四月六日抵达昆明,住小东门圆通旅店,即赴花椒巷六号谒见梅先生,报告我在广州的住所被敌机所炸,幸好我未受伤,以及今后我将在中山大学专心教书等情形。梅先生听了,似很高兴,即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只要我们忍耐下去,环境总会好转的。”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将去澂江的时候,梅先生亲自到旅店来看我,而且带了一包冬天的衣服,说要顺便去典当,因为联大最近的薪水还没有发领,只好先自典当周转。这更使我感动到几乎流泪。梅先生主持这么庞大的学校,还要以典当周转,这一方固然显示时局的艰难,一方更显示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从此,我每次由江出昆明,都必谒见梅先生和其他的师友。联大的师友如闻一多先生等也曾到过江,访问我们。我在澂江时,也曾将以前在清华研究院时收集的关于百越的资料写成《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虽然没有向梅先生请教,但在艰难的环境中还能从事撰作,这是深受梅先生所说“教书,诚然辛苦,但也还有喜乐”的激励和影响的。

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中山大学奉命迁回广东的北部,我又和许多在昆明的师友相别。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我随罗慈威将军于九月中旬自重庆乘军用机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政府的委员和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校长。第二年,西南联大亦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等校各自迁回原址。一天,忽然接到梅先生于五月五日寄给我的信,内说:

香林仁棣大鉴:

前闻荣任粤省政府委员,适当战后,人民望治情殷,抚辑更始,任务艰巨,谅诸君必可游刃有余也,曷胜企盼。兹有恳者:此间联大三校,奉命复员,本学期课业,已经结束。第一批复员员生,约九十人,定于本月七日,乘公路局车,约三辆,按救济总署运送义民还乡办法,随同东去,前往梧州,再行转往广州,分别返乡。预计本月二十日左右,可以到穗。以后每隔一日,即有一批到达。本月共有五六批,每批人数八九十人。彼等到穗后之暂时住宿问题,拟请吾棣,惠予协助,俾得解决。至一切接运奔走,及详细备办事项,已另函托李景羲弟代为偏劳。尚祈商嘱李君,以利进行。专此奉托,顺颂勋祺。

梅贻琦敬启

卅五年五月五日

大概由于李景羲兄的善于接洽和交涉,在广州接待东返三校同学的工作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很顺利地达成了任务,我是因人成事罢了。从这封信分析,也可以知道梅先生对学生迁回原址复学安排的妥善。

复员后的清华大学,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在清华园正式开课的,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共产党军队进围北平,梅先生于是月二十一日由国民政府所派专机接赴南京。这年恰值梅先生六十初度,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的会员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集会庆祝,分会会长杨兆焘兄要我撰作寿文,送呈梅校长作为纪念。我仓促撰作,并请河北王壮为先生书写寄呈,这寿序说:

梅月涵校长六十寿辰序

寿序权兴于元,而盛于明。归震川集,存者尤多。迂儒以为非古人所有而讥之,是不然也。寿序应为与否,以其词信否为之断。若其信也,赠之匹夫匹妇可也。非然者则其人虽通显,于吾词为不类,不作可也。岂能以非古人所有而限今人之必不为哉。今岁十二月二十九日,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先生六十初度。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使香林为之辞,以寿先生。《礼·中庸》曰:为政在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故士君子出而置身廊庙,则必郅隆政化,处则教育人才,以培国家之本。先生年二十七,即任教清华,越数年,长教务,年四十二为校长,以至于今。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所由为国家发扬学术、教育人才者,可谓至矣。同人等昔肄业校中,每趋谒,则先生之语之也,必雍然蔼然,曲折而入于道术。离校后,又常闻先生奖借同人者甚厚,以知先生宅心独厚,教化周流,其荣寿无涯,可预期也。香林无似,学术日就荒落,今为此序,益觉有负先生昔日所以期许之者之至焉。清华同学会广州分会同人敬祝。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长受业罗香林敬撰。

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这寿序,我自愧写得过于朴拙,然其中所道“笃实践履,规为甚远,引导研讨,有开必先”和“宅心独厚,教化周流”等,则确是梅校长伟大的所在。

梅校长逝世,到今十年了。早想写篇纪念的文章,将梅先生的上代明太祖时的驸马梅殷的史迹略做考证,并将一九四九年三月梅先生自南京到广州时和广州同学谈话的情况,以至我到台大医院谒见梅校长时,梅先生最后对我的谈话一并写出来,作为我师事梅校长的纪念文章。但因我近来特别忙碌,而几本有关的日记簿,又因几年前搬屋的关系,不知放在何处,迄未寻得,未能凭空追述,只好改写了这篇片段的回忆。

罗香林于香港

原载《传记文学》第二十一卷第六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