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导读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这一兼听纳下的思想和行动,形成了谏诤蔚然成风、君臣共商国是的良好风气,是“贞观之治”中最令人瞩目的重要方面。贞观第一位谏臣魏征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对于一个专制帝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太宗求谏,因而能从制度上保证广开言路,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如健全封驳制度、反对盲目顺旨、重视谏官作用,特别是诏令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使谏官随入列席,以便他们对军国大政充分发表意见。唐太宗也因此而成为一个从谏如流、雄才大略的君主。

太宗威容严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假借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1,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2;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3,致天下于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4。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5,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6,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7。』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8,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9,必虚己纳之。

1 钳口:以威胁、恐吓等方式限制他人言论。

2 致理:达到治平,即治国达到天下太平。

3 鲠(ɡěnɡ)议:刚直的议论。

4 “臣闻木从绳则正”二句:这是贤臣傅说告诫殷商高宗的话,以木工需“从绳而正”的道理,说明帝王对于谏诤不可不受。语出《伪古文尚书·说命》。

5 争臣:直言谏诤的大臣。“争臣七人”句语出《孝经·谏诤》。争,通“诤”,规谏。

6 刍荛:指割草打柴的人。

7 罄:用尽,消耗殆尽。狂瞽(ɡǔ):愚妄无知。多用作自谦之辞。

8 平章国计:筹商国家大事。

9 开说:即规谏。

译文

太宗平时仪表庄重,面容严肃,前来晋见的百官,往往紧张得不知所措。太宗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每当看到有人前来奏事,总是和颜悦色,希望能够听到谏诤,从而了解到朝政的得失。贞观初年,太宗曾经对公卿大臣们说:“人要想看清自己的面貌,必须依靠明镜;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必须依靠忠臣。假如君主自以为圣明,臣下又不去纠正国君的过失,要想国家没有覆亡的危机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所以说君主丧失了他的国家,他的臣下也不可能独自保全自己的家。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淫虐,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敢讲话,最终使他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前事不远,诸位以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必须直言规劝谏诤。”

贞观元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在一起,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称不上贤明,幸亏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的直言鲠议,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回答道:“臣听说加工木材有了准绳的标线才能锯得正直,君主能够听从臣子的规谏就会变得圣明。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都设有诤臣七人,如果谏言不被采纳,就会相继以死谏诤。如今陛下广开思路,采纳臣民的建议,我处在这个无须忌讳的开明圣朝,真心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出来。”太宗听后很赞赏王珪的话。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要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们参与,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赏析与点评

“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任何人与事,皆有其先天不足之处,须借助外物或别人加以提醒和纠正。惟仍需要当事人能有克己与宽宏之心,否则,纵有谏臣,亦难成事。太宗深明“主欲知过,必借忠臣”的道理,朝廷上下“君臣相遇,有同鱼水”,贞观之治,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孕育出来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1,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2,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

1 箕子:商纣王的叔父,因纣王无道,劝谏不听,便佯装发狂来避免灾祸。孔子曾把箕子、微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

2 史鱼:字子鱼。春秋末卫国史官,以正直著称。文中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卫灵公》。

译文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大臣说:“英明的君主因为想到自己的缺点而更加完美,昏庸的君主因为掩饰自己的短处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妄自尊大,掩饰短处而拒绝劝谏,也确实很难去触犯他。虞世基不敢直言进谏,恐怕不必过于深责。过去箕子假装疯狂来保全自己,孔子仍然称赞他的品德。那么隋炀帝被杀时,虞世基是否也该死呢?”杜如晦回答说:“天子有敢于谏诤的大臣,虽然昏庸无道却不一定失去他的江山。孔子说过:‘史鱼真是个正直的人,邦国有道时是如此正直,邦国无道时仍然如此正直。’虞世基怎么可以因为隋炀帝无道,不采纳劝谏,就闭口不言呢!他在重要的职位上苟且偷安,又不能辞职引退,所以与箕子装疯而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虞世基身居宰辅要职,处于能够进言的地位,竟然没有一句谏诤的忠言,也实在是该死。”太宗说:“你讲得很对。君王必须有忠良大臣辅助,才能身安国宁。隋炀帝还不是因为手下没有忠臣,自己不知道过错,罪恶累积祸害满溢,灭亡才降临到他头上。假如帝王的作为不妥当,臣下又不规劝纠正,一味阿谀奉承,事事称赞颂扬,那么帝王就是昏君,臣子就是谀臣。君主昏庸、臣下阿谀,国家的危亡就不远了。我今天有志于君臣上下各尽公心,互相探讨,实现太平治世。诸位卿家定要各自忠于职守,纠正补救我的错误,我决不会因为你们直言冒犯,就发怒和责罚你们。”

赏析与点评

“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人贵于能反思,省察自己的不足,最终改过迁善,所谓“过非过,过而不改是过也”。反之,处处为自己的过失解释,不但拒绝承认错误,甚至把错误行为合理化,最终,只会令自己永远陷于迷失不悟的境地,沉沦下去。太宗希望能成为明主,故而事事以隋炀帝为鉴,不护短,纳谏言,终成就了贞观盛世。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1,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2,不免孥戮3。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4。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1 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掌刑法典章,纠查百官罪恶。韦挺:京兆人,少与隐太子相友善,后为太子宫臣。武德七年,流放到巂州。贞观初,经王珪多次推荐,起用为御史大夫,后兼魏王府事,又改为太常卿,后因得罪太子而被废为民。杜正伦:相州人,隋代秀才。贞观初,经魏征推荐,升任兵部员外郎,逐渐升到中书侍郎。承乾太子被废,受牵连流放到州,显庆初,起用为中书令,不久被贬为横州刺史。秘书少监:唐时为秘书省副长官,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古异同。著作郎:秘书省属官,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简(五五七至六三七),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仕隋为河间郡司法、代王侍郎。唐军入长安,受任秦王府文学。李世民即位,改弘文馆学士,又为著作郎。

2 龙逢:同“龙逄”,即关龙逄。传说为夏代贤臣,桀做酒池糟丘,为长夜饮;龙逄常苦谏被杀。比干:殷末纣王叔伯父(一说纣庶兄),因为犯颜强谏,被纣王剖心而死。两人都是古代有名的诤臣。

3 孥(nú)戮:孥为子,戮为杀。孥戮指连儿子一起杀死。

4 “龙可扰而驯”两句:龙性柔顺,可以与之狎戏,骑在它的背上。但是它的喉下有逆鳞,如果触及逆鳞,龙一定会杀人。此以龙之逆鳞比喻皇帝的威严。见《韩非子·说难》。

译文

贞观六年,唐太宗因为对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上的奏而感到满意,于是召集他们来,说:“我曾考察从古以来臣子所立下的尽忠为国的事迹,假若遇到圣明的君主,当然能够竭尽忠诚规谏;至于像关龙逄、比干,则逃脱不了全家遭受杀戮的厄运。所以当皇帝的固然不容易,做臣子的也是极为艰难的。我又听说龙这种动物性情温良可被驯服,但它喉下的逆鳞是碰不得的。你们诸位就好像不怕去触动龙的逆鳞那样,敢于各进封事,直言谏劝。你们常能如此,我难道还怕大唐江山会倾覆或衰败吗?每当想到你们的这种心意,我是一刻也不会忘怀的,所以特设此宴共享快乐。”然后还每人分别赏赐了数量不等的绢。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1,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2 ;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3。而小白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4,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于斯矣。若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1 太常卿:九卿之一,专掌祭祀礼乐。

2 “昔齐境之难”二句:公元前六八五年,齐襄公被杀,国中大乱。当时公子小白在莒,公子纠在鲁,两人闻讯,起兵回国争夺王位。管仲助公子纠拦截小白,弯弓射中小白带钩。后来小白继位,是为齐桓公。管仲因公子纠党而被囚,他的好友鲍叔牙在桓公面前竭力保荐他,桓公也不因射钩之罪而忌恨他,任命他为大夫,大加重用。管仲相齐,遂成霸业。

3 “蒲城之役”二句:晋献公宠信骊姬,欲立其子奚齐。骊姬设计陷害太子申生,逼其自杀,又在献公面前进谗言,欲置公子夷吾与重耳于死地。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城。献公又派贾华伐屈,使勃鞮(又名寺人披)刺杀公子重耳。重耳越墙而逃,勃鞮追杀不及仅斩去他的衣袂。重耳奔狄,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后,重新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文公不以勃鞮当年刺杀他未遂一事为意,待之如故旧。

4 各吠非主:即各为其主的意思。《汉书》曰:“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

译文

太常卿韦挺曾经上疏谏陈为政得失,唐太宗读后赐书说:“你上疏中所说的意见,是一些非常正直的言论,讲得很有道理,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满意。历史上齐国境内大乱时,夷吾对于后来的齐桓公小白曾有过射钩之罪;在蒲城之役中,勃鞮对于后来的晋文公重耳也曾有过斩袂之仇。然而小白即位后并没有因此而疑忌管仲;重耳在执政之后,也能待勃鞮如旧部下。这岂不是各吠非主、各为其主,忠心事君、志在无二。你的忠心和诚意,也就在这里。假如能够坚持保全这样的气节,就永远可以保持你的美名,假如有所懈怠,那就很可惜了。不断勉励,始终如一,为后来者树立良好的榜样,使后来的人看我们今天,也像我们看古人一样,这不是很美好的事吗?我近来不大听到有人议论我的过失,不大看到为政的缺点,需要依靠你们竭尽忠诚,不断提出好的意见,使我能够得到帮助,这些话一下子怎么说得完呢!”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多有怖慑1,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

1 怖慑(shè):同“慑”,害怕的样子。

译文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说:“每当我空闲静坐的时候,要自己反省一下所做的各种事情,常常害怕上不能合天意,下为百姓所怨恨。只想得到正直的人匡救劝谏,好让我能够了解外面的情况,使老百姓没有积怨。此外我近来见到有些人来奏事的时候,常显出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讲话也会变得颠三倒四。平常奏事,尚且会出现如此情形,更何况要他们来谏诤我的过失,必定会害怕触犯逆鳞。所以每当有人谏诤时,纵然不合我的心意,我也不以为是冒犯自己。如果立刻发怒斥责,深怕人人心怀恐惧,怎敢再说话!”

赏析与点评

“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古人敬天畏天,生怕触怒苍天,必遭谴咎。太宗虽贵为天子,仍恐怕为政治国不合天意,同时更担心百姓对朝廷有所怨怼。“敬天畏民”这四字,可说是成就“贞观之治”的关键所在。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1。」但人之才器2,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3,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4。』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5,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6,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7,遂不极言。』

1 尸禄:指空食俸禄而不尽其职,无所事事。

2 才器:个人的才能与器度。

3 怀禄之人:心中只考虑个人利益,贪恋爵禄、官位的人。

4 俯仰:本指低头和抬头。引申为随便应付,左右周旋。

5 赴鼎镬:鼎,远古社会用以煮东西的炊具,三足两耳。镬,大锅。此处指用鼎镬烹人的酷刑。白刃:利剑。

6 禹拜昌言:谓当年大禹只要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的故事。语出《尚书·皋陶谟》。

7 劳:过度。

译文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说:“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陛下一向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本来应当有进谏的人。然而古人曾说过:‘不被信任的人进谏,会被认为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而不进谏,就叫作空食俸禄而不尽其职。’但是人的才能气度,各有不同。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被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所以大家缄默不言,应付着混日子。”太宗说:“的确像你说的一样。我经常想这件事,臣下虽想进谏,动辄畏惧死亡的祸患,这与那赴鼎镬被烹杀、冒利剑遭砍杀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忠诚贞节的臣子,不是不想竭尽忠诚,而是非常为难。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谢,难道不是为这个缘故吗?我现在敞开胸怀,采纳直言规劝,你们不要因为过分恐惧,就不敢极力进言。”

赏析与点评

“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贞观之治屡为后世美谈者,莫过于“君主纳谏,臣下敢谏”的政治风气。然而君臣互相信任与尊重,亦至为最要,两者皆缺一不可。否则,君主认为臣下进谏是出言不逊,诋谤自己;反之臣下若无所进言,则被视为尸位素餐。我们可从魏征先后二百余次的进谏,而太宗竟无所怒愤,看出君臣二人间的信任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