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季也,封建诸国,俱已略尽,惟余七国,所谓称雄者也。地博而势强,兵多而气骄,皆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之心,而皆无政策,无定见。得于东者旋失于西,成于此者又毁于彼,此天下之所以纷纷不定也。

夫称强于七国之中者,则六国畏之。来享来王,至荣也。作威作福,至乐也。珠玉美女之玩,高堂广榭之适,又时君之所至愿也。于是七雄之君,各思徼幸于万一,而达其目的矣。自以智短才浅,急于求贤。草泽下士,一言投契,万乘之王不惜纡尊降贵,郊迎庭见,屈膝再拜。黄金白璧,美人车马,恣其所欲。虽周公之吐握(周公礼士甚,至有求见者立,即见之。方食尝,立吐其哺;方栉尝,立握其发),文王之养老(伯夷、太公以文王善养老而归之),不能过也。

语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七国之君,既求士矣,且重用之矣,此于理宜昌。然而诡得诡失,苟且图存,甚则破国亡家,并不能保其社稷。所谓富国强兵者,卒未见其明效,是又何也?吾盖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

战国之君,非真有礼贤之精意,而能虚己以从也。故孟子不用于齐梁,荀卿以兰陵令终,而屈原至于自沉。使果好贤,何至于此哉?彼之所好,在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抚四夷,求逞其大欲。揣摹之士,知其然也,乃托富国强兵之策,以投其所好。于主德之得失,绝不敢措一辞。复夤缘左右,巧为蒙蔽,苟求利禄。彼多欲自侈之主,堕其术中,尚不觉悟,以为吾诚得士矣,富强之效不难致矣。此孟子所谓缘木求鱼者也。

吾读史,知一种时势,自有一种人才,应时势之要求,蕴酿而出,以应其变。战国之时,于地理则易统一而为割据,于用人则易世家而为布衣,于学说则尚功利而轻道义。其合于长治久安之道与否姑置勿论,而既成此特殊之时局,则必有特殊之治法以维持之。运会所趋,遂生出一种之人才,而影响于时局。

时则至尊者莫如君主,至贵者莫如武人。顾武人君主虽尊贵,犹如无汽之机械耳。而为之汽力者,则惟当时之所谓策士。朝秦暮楚之流,纷纷者何限?虽孟子之所羞称,然皆造时势之英雄,未可等闲视之者也。

战国之世,大势在秦。六国之君相,仓皇应付,无不失败,久之而合纵(古作从)连横(古作衡)之新名词出焉。所谓合纵,言六国联盟以拒秦;所谓连横,言秦联五国以击一。纵之利在六国,横之利在秦。一利一害,针锋相对,彼此对待之政策,至是始明,而造成之者苏秦也。

【批评】

太史公曰“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又曰“张仪之行为,甚于苏秦,此两人真倾危之士”。由此观之,苏秦之为人,其可知矣。然其人于历史上,关系非小,《少年丛书》中,岂可少此人物?

太史公以苏秦之政策偏于倾危而深恶之,然扰攘之中,事势万变,蹈常袭故,亦非救时之才。譬如行舟于险滩之中,非巧为迎距,则必有沉溺之患矣。

大约古人每有短处,后人学古,但学其长,勿学其短,则遂无不可学之人。

译文

周朝晚期,原来朝廷分封的各个小国都已经被吞并殆尽,只剩下七个国家,就是所说的战国七雄。这几个国家幅员辽阔,势力强劲,军事实力强大而气势傲慢,都意图趁有利的时机和便利的机会征服天下,却没有具体的政令和确定的方针。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各个国家攻下东边,接着在西边失守,在一方面有所成就,很快就在另一方面失败,这就是天下纷乱不定的原因啊。

一个国家在七国中称霸,其余六个国家就会畏惧它。让其他国家来进贡、朝拜,是极大的荣耀。站在其他国家头上独揽威权擅行赏罚,是极大的乐事。能够赏玩珠宝玉石以及美女,能够舒舒服服地住在高大豪华的宫室里,是当时各国国君最大的愿望。于是这七个国家的君主,都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心理,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自认为才智不足,所以求贤若渴。平民百姓,一句话跟君主的见解相合,就能让兵车万乘的大国君主不惜放下尊贵的身份,在郊外迎接,在朝廷上召见,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他。黄金白玉,美人车马,想要多少给多少。即使是周公吐哺握发(周公非常尊敬有才能的人,以至于有求见的人在等待,立刻就去相见。如果他正在吃东西,就立刻吐出嘴里的食物;如果他正在洗头发,就立刻用手握住,停止洗头发),文王赡养老人(伯夷、姜太公因为文王尊敬老人赡养老人而去投奔他),也不能超过他们了。

俗话说:“得到人才的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的国家就会灭亡。”七个国家的君主,求到人才后,就重用他们,按理说国家应该会渐渐兴盛起来。然而得失出于偶然,有的国家仅仅能够维持,有的就国破家亡,不能保存他们的国家。所声称的使国家富强军事实力提高,最后并未见到明显的效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战国时代的君主,并不是真正地明白礼贤下士的含义,虚心听从贤士的意见。所以孟子在齐梁之间游说却不能被任用,荀子以兰陵令的身份去世,屈原甚至于在汨罗江投水身亡。假使这些国君真的尊敬贤者,哪里就到了这种地步呢?他们所看重的,在于开辟土地,使秦、楚这样的大国来朝拜,在中原称霸,安抚周边的少数民族,以求显示自己的权力。善于揣摩意图的人,知道国君心里的想法,就假借有富国强兵的方法,来迎合国君的喜好。对于国君品德上的对错,这些人却一点也不敢多说。攀附权贵,左右巴结,用巧妙的手段蒙蔽国君,只追求一时的利益。那些野心勃勃的国君,陷入他们的手段里,尚且不觉悟,一心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贤士,富国强兵指日可待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缘木求鱼”了。

我阅读历史,知道在一种时势之下,自然就会产生一类人,顺应时势的要求,积蓄力量待时而出,顺应时代的变化。战国的时候,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国家统一变为诸侯割据;从任用人才上来看,从世家子弟变为平民百姓;从提倡的学说上来看,各个国家都崇尚功利而轻视道德仁义。这种情况跟长治久安之道契合与否姑且放在一边不讨论,这种特殊的时势形成以后,那么必定有特殊的方法来维持这种状况。这种形式下,一种人才应运而生,对时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个时代地位最高的没有比得上君主的了,最尊贵的没有比得上将帅的了。可是他们虽然看起来尊贵,却只不过跟没有动力的机器一样罢了。可以为他们提供动力的,就只有当时所说的策士了。反复无常的那些人,都纷纷出来发挥自己的能力。虽然孟子不好意思称赞这些人,但是他们都是影响时势的英雄人物,不能把他们看成一般人。

战国时代,主导能力掌握在秦国手中。其余六国的君主和宰相们被动地应对,却没有不失败的,过了很久才有“合纵”(古代写作“从”)、“连横”(古代写作“衡”)这样的新名词出来。所谓的合纵,就是六国结成联盟来对抗秦国;所谓连横,就是秦国联合五个国家来攻打一个国家。合纵对六国有利,连横对秦国有利。合纵连横与七国厉害相关,针锋相对,秦与六国之间对峙的策略,到这个时候才渐渐明朗,而造就这种情形的就是苏秦。

【评论】

太史公说“苏秦死在反间计之下,天下人都笑话他,不愿再学习他的东西”,又说“张仪的行为,比苏秦还过分,这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狡诈的人”。从这方面来看,苏秦的为人,就能够被人们知道了。但这个人的历史地位不低,《少年丛书》中怎么能少了这样的人物呢?

太史公认为苏秦的主张偏于阴险狡诈而非常厌恶他,但是世间之事瞬息万变,一味地拘泥于以往,不算是匡救时弊的人才。比如说在水流湍急的地方行船,不能巧妙地计算各方面因素,那么就必然有沉舟的危险。

大概古时的人或多或少地都会有一些短处,后来的人学习古人的时候,只学习他们的长处,不学习他们的短处,这样就没有不值得学习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