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此世,浮沉于人海之中,七尺之躯,至弱也。将捍万难而浩然独立,其何恃乎?恃才则才有时而绌,恃智则智有时而尽,恃势则势有时而穷。即使才不见绌,智不见尽,势不见穷,而刻刻竭智尽虑以防祸患之至,尔诈我虞,五中纷然,尚何暇治天下事哉?

天下有无形之才、无形之智、无形之势,居乎一室,应乎千里。虽蛮貊可以感,豚鱼可以孚,其物维何?曰诚而已。《大学》之言治国平天下也,其第一事在诚意,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意既诚矣,复何事不可为也?知此乃可与论司马光

当宋仁宗、英宗、神宗之世,中外又安,才智之士、谋略之臣皆不能仓促以建功名,况司马公之不甘以才智见,不愿以谋略著,休休然如不及者耶。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封荆国公,谥曰文)在位时,忌公甚,处以散秩,官以末僚。公见志不行也,退居洛下,出则与田夫野老为侣,居则与诗书笔墨为缘,几类于绝人逃世者之所为。然天下之人想望丰采,无人不知有司马君实,冀其出而霖雨苍生也,是果以何道而致此?

虎豹隐于深山而人不敢近者,畏其威也。司马公一介书生,无威可畏,且其时世之于公,非畏之而爱之。使人畏易;使人爱难,吾观于公乃知圣人所言“诚能动物”“诚中形外”之效有如此者。公与邵康节(名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康节先生)为心交,问之曰:“光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然。亦尝自向人言:“吾无过人者,但生平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观此则后人之学公者,亦可以知所从事矣。闻之画者曰“画人难画鬼易”,作史者亦然,传奇人易传正人难。今欲综论司马公之为人,则非一事可尽,一言可括也,无已则有宋人之所以论公者在。

苏轼(字子瞻,谥文忠,眉山人,与公同时)为公撰行状。其言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躬亲世务不舍昼夜。”

苏轼撰蜀公(范镇,字景仁,成都华地人,封蜀国公,谥忠文)墓志曰:“熙宁元丰(皆神宗年号)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代;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公尝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黄震(字东发,慈裕人)曰:“温公之得人心,生荣死哀,自尧、舜、三代之佐,皆无其比者,何哉?呜呼!事盖有因变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争新法不便,辞枢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爱而悲其身之退者,为何如?一旦二圣临御,顺民心之所欲,拜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尽。人心之郁于久望而快于一遂者,为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顷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伸于久郁而惊其忽逝者,又何如?呜呼。温公之得人心,盖有因事变而彰者矣。尧舜三代之佐,始终与天下相忘于无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

【批评】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看来格物与治天下有何相关,而《大学》言其次第如此。士人无格物工夫,掠取几句政治话头,凭借时世,亦俨然与人家国事,其可乎哉?

温公之学,始于不妄语,而成于脚踏实地,明言之只是“不自欺”三字耳。其事非高远而难为也,从此入手人人皆可学步。

人这一辈子,在社会上起起落落,七尺的身躯,是很弱小的,要去面对一切困难并且还要保持一身正气和自我独立,能依靠什么呢?依靠才能,那么才能也有不足的时候;依靠智力,那么智力也有用完的时候;依靠权势,那么权势也有用光的时候。就算是才能不会不足,智力不会被用完,权势不会被用光,但如果每时每刻都想方设法来防止祸患到来,互相欺骗,内心中乱七八糟的,还哪里有时间去治理天下大事呢?

世上有一种不露形迹的才能、不露形迹的智慧、不露形迹的权势,待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却能感应到千里以外的事情。即使落后的部族也可以被感化,猪和鱼也可以被人信服,这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真心罢了。《大学》强调治理国家、让天下太平,它的第一要务就在于心意真诚,就好像树木有根,河水有源头一样。心意真诚了,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知道了这些便可以来一起谈论司马光了。

在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国内外都比较安定,有才能的人和有谋略的人都不能短时间内建功立业,更何况司马光还不愿意凭借才智让人发现,不愿意凭借谋略出人头地,悠闲地就好像一个处处都落后的人一样。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被封为荆国公,谥号是文)执掌朝政的时候,非常厌恶司马光,让他当一个有官名而没有固定事情做的低等官。司马光眼见自己不受重用,便回到了洛阳,在外和山野百姓一起作伴,在家的时候则看书写字,几乎跟隔绝人世的隐居者一样。然而天下人都想看一看他的面貌,没有人不知道司马光的,希望他出来拯救天下百姓,这又是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的呢?

虎豹隐藏在深山中,让人不敢去接近它们,那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们的威力。司马光是一个读书人,没什么威力可以让人害怕的,况且那时候世人对于司马光没有害怕,而只有喜欢。让人害怕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喜欢自己,这很困难,我了解司马光之后才知道圣人所说的“真诚能够感化动物”“内心真诚,也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原来是这样的。司马光与邵康节(名叫邵雍,字尧夫,河南人,谥号为康节先生)是知心朋友,他问邵康节说:“你觉得我司马光是个什么样的人?”邵康节回答说:“你是一个做事认真踏实的人。”司马光也认为确实是这样的,他曾经也跟人说:“我没有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我一辈子做的事,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和人说的。”看了这些,那么后代学习司马光的人,也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听画画的人说“画人很难,画鬼很容易”,书写历史也是这样的,写奇异的人很容易,写正直的人很困难。现在想要综合论述司马光的为人,那不是一件事就可以写完,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一定要说的话,那么还有宋代人关于司马光的论述呢。

苏轼(字子瞻,谥号文忠,是眉山人,与司马光同时代)为司马光撰写行状,他写道:“司马光忠诚,讲信用,孝顺父母,对兄弟友爱,恭谨谦逊,而且还非常正直,这些品性都是出自他的本性。从小到大说话都不说假话,他喜欢读书就好像饿了想要吃饭一样,对于金钱利益就好像讨厌臭气味一样,内心真诚,顺应自然,天下的人都信任他。他辞官后住到了洛阳,在陕县城外来来往往。陕县和洛阳之间的人们都被他的道德所感化,效法他的学问,学习他的勤俭。有什么事做得不好,人们就说‘司马光该不会知道吧?’司马光学识渊博,没有什么不精通的,对于音乐、法律、历法、天文、六书和九数这些知识,他都非常精通。晚年特别喜欢研究礼,对于成年的冠礼、婚丧嫁娶的礼仪和祭祀方法,都要做到古代与现在的仪式相适宜。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深微妙的言辞不能够走出书本,它们的产生,我是不相信的。’(编者注:释道和儒家文化同为中华文化之精华,因宋儒辟佛,故后世不少读书人因此反对佛法,这一点是不可取的,读者应当明辨。)司马光不从事耕种,在洛阳买的房子,只能遮蔽风雨。他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的时候,他把田卖了来给她安葬。他一直到死都过着破衣粗食的日子,追求治理国家的事情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苏轼撰写的蜀公(范镇,字景仁,是成都华县人,被封为蜀国公,谥号为忠文)墓志中说:“熙宁、元丰(这两个都是神宗的年号)年间,士大夫们谈论天下的贤人,一定会说到司马光和范镇。他们风雅潇洒的道德足够成为当时天下人的表率;他们评议事情的对错足够成为褒扬和贬低天下事的标准。他们二人相处得非常开心,都认为自己比不过对方,说:‘我和你活着的时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死了之后也应当放在一起来写传记,这样世人也不敢评价我们谁优谁劣了。’司马光曾经和人说:‘我和范镇是好兄弟,只是姓不一样罢了。’然而当他们谈论音律时,却多次都不能达到一致,一辈子都不能达到统一,因此,君子们知道他们二人不会轻率地表示同意对方的。”

黄震(字东发,是慈裕人)说:“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拥护,活着的时候受人敬重,去世的时候让人悲痛。从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都不能和他相比,这是为什么呢?唉!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王安石实行新法,天下百姓都感到十分痛苦。司马光因为在辩论新法时没有占据优势,便辞去了枢密副使的官职,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世人心中都为他爱护百姓而感动,为他辞去官职而难过,这能怎么样呢?直到太皇太后和哲宗治理国政,开始听取百姓的心声,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凡是百姓痛恨的王安石新法,全部都被废除了。人们的内心压抑了很久,终于能够一下子痛快地释放了,这能怎么样呢?他盼望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和解脱。却才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百姓心中长久以来的痛苦才刚刚得到舒缓又被他的突然去世而震惊,这又能怎么样呢?唉!司马光能够获得众人的感戴或拥护,大概就是因为有些事情会因为变化才得以彰显出来吧。尧、舜、夏、商、周以来的贤臣,始终与天下百姓没有什么争执而彼此都忘记了对方,帝王的恩德尚且都不知道,更何况宰相大臣呢?”

【评论】

《大学》中说:“古代那些想要把自己的美德传播到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要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要先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就要先有诚心;要想有诚心,就要先增长自己的学识,增长学识的途径就是要格除自己的物欲。”格除物欲与治理天下有什么关联,《大学》中都已经说清楚它们之间的顺序了。读书人没有格除自己的物欲,随便拿来几句政治话语,凭借时代环境也一本正经地和别人谈论修身、治家和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可以吗?。

司马光的学问,是从不说假话开始的,最后以脚踏实地的态度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不欺骗自己”这几个字。这一点并不是非常地高尚远大,而且很难做到的,从这一点开始,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去做的。